日前再從別處轉來梁燕城博士在若干群組傳發的〈評「試點：解讀中共宗教工作的政策風格」一文，兼敬答邢福增〉，是對筆者〈試點〉一文的「回應」（對不起，我們對「公開」原來有不同標準，他認為群組傳發已是「公開」回應）。文中同時批評了筆者〈回歸學術，忠於信仰〉一文，另對〈請用事實來說服我〉一文，表示「對這種鬥爭文章我沒興趣回應」。
關於梁博士對「宗教試點」的問題，查〈試點〉及〈請用事實來說服我〉一文已申論，筆者不擬再重覆，也不欲在非學術的氛圍下再作回應。筆者正將近年對習近平宗教政策及其對基督教的影響的文章整理成《新時代中共宗教新秩序與基督教》一書，相信正面地以學術論述作闡釋及討論，比回應夾雜著政治及人身攻擊的「批判」（梁博士語）更有意義。
在此，謹就若干事實，及對本人的「批判」略作陳述：
（一）梁博士引用中國學者就《人民日報》（1992–2003）的數據，指出並沒有出現「宗教試點」。眾所週知，宗教工作屬敏感問題，中央領導人在統戰及宗教工作會議涉及宗教問題的重要講話，《人民日報》一直只作極有限的摘要報導。因此，以《人民日報》數據中沒有出現「宗教試點」來作否證完全不可靠。
（二）關於梁博士否認1958年的「無宗教區試點」，查長期在全國基督教三自組織工作的革新派重要幹部沈德溶在《在三自工作五十年》一書（上海：中國基督教全國兩會，2000）早已明確指出，1958年時宗教局局長何成湘向他傳達關於以溫州作「無宗教區」的試驗。而中國專研宗教政策的學者何虎生在其《中國共產黨的宗教政策研究》一書中，亦指當時有某省的報告指出，「宗教工作的最終目的就是消滅宗教」（頁110），此處「某省」就是浙江省。1958年在中共宗教政策中具有重要的轉折意義，已跟1949年中共建國後的改造及控制政策轍然不同。筆者將在另一專著《革命時代的黨國與基督教，1949–1966》一書中詳細討論。
（三）梁博士說得對，「試點」是要解決問題。筆者已多番指出，習上台來正要解決多年來的「宗教難題」及「宗教工作難題」，只要回到習的講話（雖然全文仍是「密級」，但現時已公開了若干摘錄，而非《人民日報》的報導），以及相關宗教工作的文章即可證明。故此，解決「宗教難題」的「試點」，如果政策本身及執行上出錯，也可帶來拆十的「破壞性」。有關這方面，請細讀各文，此不再重覆。
（四）梁博士否認他對筆者作政治批鬥，辯稱「邢派」乃「陽明派」；「邢院長及其追隨者」乃「王文成公及其追隨者」，熟是熟非，對此自有公論。筆者學識無法與王陽明相比，既獲梁博士多番批評，當然更不是他眼中的「學派」。更重要的是，作為獨立研究的學者，根本不存在他口中的所謂「派」及「追隨者」。而這種「派」與「追隨者」的口吻，正是中共歷來政治批鬥的常見術語。再者，他在回應一文中，再指「但若先定了政治立場，自以為代表正義与真理，把不同看法戴帽標簽，毫無尊重，視為壞人，還發動圍攻，那就与文革批鬥者殊途同歸了。」筆者竟然被揹負上「發動圍攻」之惡名？敢問依據何在？梁文又指筆者視他為「壞人」「戴帽標簽」？筆者重申，梁博士以「庸俗政客」、「文革時红衛兵」來標檢筆者，將學術上不同觀點作政治化批判，才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五）梁博士在批判筆者為「文革批鬥者」後又說：「我相信和邢院長有一共通理想，是希望中國有一開明合理的宗教政策，我們也一致反對拆十，並對一些地方政府干預教會事情而感痛心和焦急，我們都希望政府能善待教會。」是的，我們正以不同方式來關注中國教會的處境，而我們的分歧正是：將中國教會置於宏觀的中國環境（公民社會、黨國與社會關係、民主轉型等問題）中，有著不同的看見；特別在政教關係及宗教自由方面，走在不同的路上，作出不一樣的實踐。
唯願上主的旨意在地上成就。我們時刻面對各種挑戰及試驗，求主憐憫。最後，謹以保羅的提醒自勉：「所以，你們要棄絕謊言，每個人要與鄰舍說誠實話，因為我們是互為肢體。」－－以弗所書四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