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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論政】劉海龍:都市需要農業嗎?

【文化論政】劉海龍:都市需要農業嗎?

農業看似是鄉郊才會出現的東西,大家也習慣將香港農業視為夕陽行業。剩下數千公頃的農地在欠缺產業想像之下,也成為最近土地大辯論必然要起樓之地,爭拗就在於以公私合營讓政府幫發展商開路,抑或用土地收回條例讓政府主導發展。但我們不妨退一步想,為何農用就是落後,起樓才是發展?聯合國在二十多年前就偏偏反其道而行,提倡都市農業(urban agriculture)。

為城市服務的都市農業

都市農業在現今香港並非無跡可尋,大家很容易就能想像到社區園圃、天台種植,甚至在室內照燈植物工廠,原來這些都只屬市內農業(intra-urban agriculture)。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同時強調一種稱為市郊農業(peri-urban agriculture),涵蓋都市週邊一定範圍的農田,為附近城市生產食物,同時善用城市的勞動力、廚餘及市場資源等多種資源。七十年代後香港農業已鮮見出口外地,都算是為香港生產的都市農業。

發展中國家在欠缺財力之下,會以低成本的都市農業同時處理食物自給及失業人口等都市問題。但連紐約、倫敦及上海等發達城市都大力推廣,來應對有錢都不易解決的城市問題。例如零八年初華南大雪災令跨省運輸癱瘓,上海就有賴周邊農產去減緩食物價格波動。東京除了透過天台綠化去為石屎森林散熱外,原來附近的水稻田也能吸熱去紓緩熱島效應。倫敦就在一二年舉辦奧運之際大力推廣社區種植,綠化美觀之餘更能推廣健康飲食生活文化。農業逐漸走出被扶貧的落後形象,蛻變為改善都市生活的重要產業。

農地郊野作為香港人呼吸的空間

就算香港當下農業式微,其實我們也曾受惠於都市農業。相信大家還記得,對十五年前沙士威脅之下百業蕭條,沒病出街都要戴口罩,要走出水泥地才能放心呼吸。我們去郊野公園途中也重新發現香港的良田遍野,新鮮健康的蔬菜喚醒了我們跟大自然的扣連。根據筆者碩士研究的訪問資料所得,當年綠田園基金的農場訪客人數升了一倍。足見我們就算不務農,甚至自少被長輩教訓「讀唔成書就要耕田」,但並不代表香港能輕言放棄農業。

沙士前後十年的經濟不景,卻是有機農業發展的契機。在農地價格較正常,同時市民在疫後更注重飲食健康之際,官方及民間都推出耕種班,讓新血入行及農二代適應有機耕種。農業作為城市經濟波動的緩衝,其實並不罕見,例如台灣有因為政經及文化因素帶動的「返鄉青年」;大陸近年在食物安全問題及工商業發展減緩之下,也有不少青年返鄉務農及研發電子商貿改善農民銷路等等。香港人雖然多數在地理上「無鄉可返」,但超過四千公頃的農地,很有可能會是下一次經濟風暴的避風塘。

打破有地無人耕的困局

不過有待復耕的農地超過三千公頃,經官方復耕計劃輪候耕地的三百人也耕不到一成面積,在低失業率的香港,如何找農夫耕田?答案很可能就在都市。筆者在生活書院的講座喜見兩個好例子:名為雲耕一族的社企在中環商廈等天台開拓種植空間,讓商界透過耕種改善員工生活及向弱勢人士分享有機農產;天水圍社區發展網絡就連結熱心街坊善用社區荒置空間,更成功爭取將公共屋邨的一個花槽轉為香草種植。都市人對耕種空間的需求,最明顯就是期期爆滿的康文署社區園圃,大家不信可試報名有多難。

不少市郊農場已轉型為休閒農場去增加收入,社區園圃參加者也經常越種越多,希望有更大空間及比十八個星期更長的種植時期,天水圍的天姿作圍就是社區復耕的好例子,善用都市人力資源之餘也善用了不少廚餘作堆肥。由菜園村及新界東北抗爭打開城鄉共生的想像,到今年齊種萬斤冬瓜推廣農業產銷的復耕者聯盟,都在呈現出香港實踐都市農業的願景及能力。綠地蓋上水泥就難以回頭,還望大家從國際經驗及本地實踐,深思農業何價。

作者為土地正義聯盟執行委員

文章刊於2018年7月16日信報專欄。本欄逢周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