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運動精英化和「運動」普及化的過程也不時與政治因素息息相關。本文將集中探討前者，下一篇文章才再探討後者。
簡單而言，精英運動員能夠得到多少財政和訓練支援，或多或少與他所屬的國家或地區的內政有關。即使世上有兩個潛質完全相同的青苗，把他們放在不同國家的青訓系統中受訓，到最後也不會出現兩個能力完全相同的精英運動員。由此可見，世上並無讓青苗完全公平地接受訓練的機會，有些不免因國家或地區的內政問題而「輸在起跑線」。
另外，不少國家會不惜工本投放大量資金去訓練精英運動員，務求在國際社會的非官方途徑彰顯國力。B. Oakley & M. Green（2001）便把這種現象形容為「全球運動軍備競賽」。其實，只要政治糾紛和以國籍作為參賽單位的大型運動比賽同時存在，政治身份認同和民族自豪感的問題在賽場上也是揮之不去的。同儕周日東（2018，頁A12）稍早前進一步解釋了世界盃賽事中的民族主義概況，在此不贅。
事實上，全球運動精英化還充滿左右意識形態之爭。冷戰時期資本主義陣營和共產陣營如何在運動場上爭鬥已不用多談，但意識形態之爭並未隨冷戰的結束而落幕：到底是中央集權模式抑或下放權力模式比較成功，一直是運動社會學和經濟學的辯論焦點，甚至有不少媒體評論會把運動青訓模式在競賽上的成敗當作政經發展模式的參照（註）。
所以說，人類的運動史充滿着政治的痕跡；中國大陸干預導致東亞奧委會取締台灣明年的東亞青年運動會的主辦權，可謂是在堆積如山的運動政治化事例中再添上一點灰塵。2018年雅加達亞運即將來臨，或許很快我們又會聽到「運動不涉及政治」的屁話。的而且確，運動員因國籍或政見問題而被拒諸參賽門外是有違奧林匹克的崇高精神。然而，理想從來並不輕易達到。現時奧委會極其量可發出一些外卡邀請讓部分未達參賽最低標準的選手加入競技，以及容許部分運動員以無國籍身份參賽，但對於某些國家或地區的結構性問題導致運動員難以加入競爭行列一事始終束手無策。而更值得我們留意的是，說出運動與政治分離的人物和機構，實際上到底花了多少精力和資源去減低運動精英化的政治元素。畢竟，有些人和組織為了打擊不同政見，所以在對自己有利的時候才說出這樣的話來。
註：然而，實證上尚未有任何一種模式能夠壟斷大型運動比賽獎牌。在北歐的運動精英化系統中，中央集權和下放權力的模式同樣各有利弊（Andersen & Ronglan, 2012）。此外，整體而言，美國和中國多年來分別在籃球和乒乓球項目中交出最突出的比賽成績，但兩國管理運動精英化的模式明顯截然不同。故有研究表示，中央集權v.s.下放權力不應是運動精英化成功的爭論焦點。更多時，我們看見的是兩種模式不同程度的混合，而非切割。但不論是哪種模式主導運動精英化，成功的先決條件仍在於各持分者清晰知道自己所負責的職分、建立有效的溝通網絡，以及簡化行政步驟（Oakley & Green, 2001）。
參考：
周日東（2018）：〈足球 盛載我們的身份認同〉，《蘋果日報》，2018年7月17日，頁A12。
Andersen, Svein S., & Ronglan, Lars Tore. (2012). Nordic Elite Sport: Same ambitions, different tracks. Copenhagen: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Press.
Oakley, B., & Green, M. (2001). The production of Olympic champion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elite sport development systems. European Journal for Sport Management, 8(1), 83-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