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舊文重登，原載於1977年7月第11期號外，現收錄於面書網頁「黎則奮全集——五十年來的寫作紀錄」，此文為《號外》時期的寫作紀錄，刊於1977年7月號第11期。
對於一個生於斯、長於斯廿多年的人來說，無論如何對灣仔難免有一份看不著、摸不透、也揮不掉的感情。記得六十年代那些年頭，文化知識界都流行著一種莫名其妙的鄉愁的病症，我也曾經強說愁地填過一些甚麽「故國神遊」的詩詞。天啊！我雖然自小就慣性地在籍貫一欄填上「廣東南海」，但我從來發夢也不知道那個是甚麼地方。如今回想起來，不禁有點可笑，但也明白了一個道——原來意識形態這樣東西有時真的一種思想迷幻藥，聽多了說多了就不期然當作真起來。其實，即使鄉愁這個調調兒也應該是一個歷史時期的社會產品；大陸解放以後，那一群末路王孫遺老遺少逃難到港，賣不到白臉孔紅鼻子的賬，又看不起我們這群土生土長的小雜種，於是唯有憑吊過去的絢爛，沉醉於自設的夢幻世界裏。到了今時今日，還不是滾滾長江東逝水？一個又一個的氣泡已被時代的車輪壓得片片碎。這幾年來，賣身的賣身、投靠的投靠，我們的「愛國知識份子」都已安頓下來，娶了老婆，生了孩子，住了洋房，即使沒有共產黨，也不見得就會回歸大陸去擁抱一下芬芳撲鼻的泥土。至於那群患了腥紅熱的「同志」，除了吵吵嚷嚷為中共打邊鼓外，同樣沒有勇氣回去接受再教育，「在無產階級的專政下繼續革命」。唉！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生活畢竟永遠是第一線的。
現在如果再叫我填上甚麼籍貫的話，我將會毫不猶豫地寫上「香港灣仔」。是的，對我來說，又有哪一個地方是比灣仔叫人感到更加熟悉和親切的呢？回憶總是傷感的，一切是那麼模糊、那麼美麗、又那麼遙遠。由現在倒數過去，第一個印象應該是堅尼地道。我們叫它做二馬路，因為皇后大道東是大馬路，莊士頓道是電車路，而高士打道已經是海皮了。
那麼該是五、六歲的時候吧，我們住的是二馬路上一排二層高的大木屋其中的一所，樓下是洗衣工場，有天井、柴房，也有水池，樓上透過杉木造的扉窗，可以看到那條難得有車輾過的柏油路，就在門前懶洋洋地躺臥著。馬路的對面有一片小草地，草地上有棵聰明樹，對下是一個草坡，直通到石水渠街去。一排屋的左面是一塊大空地，隔鄰有一間很別緻的基督教堂，對上便是一條大水坑，承接著灣仔峽水塘流下來源源不絕的澗水。大雨過後，山洪滾滾而來，一條白帶似的從天而降，常把我看得口瞪目呆。
那時候，灣仔就像一個未經蹂躪的處女，我們那裏附近鄰居不多，十間屋以外，很遠才有人煙，就更像一個遠離人間的世外桃源。
我們的遊戲是多姿多采的，因為沒有電視，收音機也只限於麗的金銀電台，聽罷鍾偉明、鍾樸、艾雯的「西遊記」、「三國演義」、「中國殺人王」、「夜半奇談」後，一切就來自人類智慧和大自然的交融。春夏可以到水塘下的小瀑布玩水，捉金絲貓、老篤、紅孩兒，用車膠黏蟬，秋冬流行放紙鳶、打野戰，椏叉、逼迫筒是最佳的武器。記得堅尼地道口附近有個戰時遺留下來的防空洞，常常是我們探險和尋寶的樂園，收穫也算不錯，有一回我們撿了一枝已破爛的長槍，真是歡喜到不得了。結果當然是我們之中的大牛龜據為己有，後來下落怎麼樣就無從稽考了。這些探險總喜歡是在夜深的時候進行，那種又驚怕又興奮的心情，也許比不上馬克吐溫筆下的Tom Sawyer，但也教人回味無窮。
由於空曠地大，集體遊戲諸如捉迷藏、耍盲雞是我們樂此不疲的，人少少的時候，我們也不愁寂寞，就玩拍公仔紙和打波子好了。有時，我們也喜歡一些溫情的遊戲——煮飯仔、「結婚」，讓那些平時總是跟在後面的女孩子一本正經地把我們這班牛王頭照顧、服侍，一享風流。孤獨有時仍然是難免的，玩厭玩倦鬧情緒的時候，就索性倚在馬路旁的樹下，看看蔚藍的天空上變幻無常的白雲，隨意地編織自己喜愛的圖畫；或者伏在窗邊，靜視大雨狂飈，然後摺隻有蓬的小紙船，放到屋簷下的坑渠去，默默地目送它在芒芒的風雨中消失。那時候，當然還沒有讀過冰心，也就不懂向母親寄語了。
以現時的尺度而言，我們那時實在沒有甚麼「文化」，我是說，社會的文化。是的，社會那麼靜止，每人都有一個自己的小天地，光是與大自然交心已經趣味盎然，又有誰有空理會甚麼毛澤東、許冠傑、狄波拉、三蘇、呂瑞容……呢？我的字典裏沒有升中試、會考，對考試從來都漫不經心，到了七歲才到附近的知行中學報名入學一年級。知行中學的規模可算不小，是「愛國學校」（那時提起中國，當然以台灣為正統），每天早上要升旗集會，唱三民主義「國歌」。現在，很多印象自然已經很模糊了，我只記得知行的校務主任姓萬，有一個小女兒，名月仙，和我同班，梳了兩條長辮子，眼睛大大，是一個相當漂亮的小姑娘。
在二馬路，最主要的外來文化就是每星期六晚的教堂聚會後的電影放映，和日間派發的牛奶、餅乾比較，這個「餘興」節目更加引人入勝。放映隊是一班軍人，除了卡通片外，最深印象的是三傻笑片了。為了爭取有利位置看戲，我總是耐心地預早聽上一個鐘頭耶穌，面對周圍的善男信女的虔誠態度和祭台上的肅穆儀式，常令我感到莫名其妙。我曾經有過一個奇怪的念頭；究竟那塊代表聖體的聖餅是甚麼味道呢？直到現在，我還未通過實踐去解決我心中這個一直存在的疑團。但是，也許由於「虔誠」守禮拜的關係，有位梳起的女教友李姑娘對我特別垂青，不但時常為我祈禱，今天在街上碰到我的母親，還孜孜不倦地詢問我投入了上主的懷抱沒有。
大概八、九歲左右，父親意外死了，家庭遭遇這一個劇變，好一段時期也不知道快樂是甚麼味兒。接著，那間教堂不知為甚麼突然膨脹起來，買下了我們那裏一連十間屋子的土地，後來才知道是興建一所小學。
於是，我家便從二馬路搬到石水渠街一間四層的石屎樓去。我們住的是頂樓的頭房和大廳，有一個騎樓，可以望盡大半條斜斜的石水渠街，由二馬路一直通到皇后大道東的街市去。隨著十間屋的拆卸，我們的集團也被迫解散。在新的環境裏，我們一家兄弟姊妹勢孤力薄，正所謂猛虎不及地頭蟲，也就很少跑到街上去玩。石水渠街的結構很怪，一分為二，中間隔著一條通天的大水渠，這也就是街名的來由。由於傾斜關係，有一門新興的遊戲便隨之而生。附近的小孩子，用木板嵌上滑輪，造成一架木頭車，備有軚盤，可以自由控制，因為路闊車少，石水渠街便成為賽車場了。這種刺激的玩意，我雖然未嘗親身領會，然而單觀看已經興奮不得了，比「賓虛」的賽車實在過癮得多。
這一個時期，因為就近的關係，我竟然又跑到另一間「愛國學校」（今回卻是親中共的）去就讀。這間勵群學校，和知行相對起來，就要無產得多了。校舍只有兩層，三個班房，二樓校務處兼一、二年級課室，三樓各分為三、五年級及四、六年級兩班。那時我就讀三年級，五年級的大哥大姐不知是幸福還是禍，但到底難免要委屈一點，每逢教育司督學駕臨，他們就一下子必要地降級兩班，把抽屜裏時刻預作後備的三年級課本拿出來一起誦讀。平時上堂，老師分班輪流教導，輪到五年級上課的時候，我們就越級挑戰，聽埋一份，現在回想起來，不禁有點飄飄然。
班裏有一個小鬼頭，名字如今已經忘記了，是我的老友記。他徹頭徹尾是個無產階級，父母以倒垃圾及賣菜為生，有時三元一個月的學費也要推到月尾才能交付。小鬼頭讀書不甚出色，但鬼主意卻很多，養蠶蟲、金魚、水曱甴的知識都由他向我傳授，也常給我說一些古靈精怪的鬼古。後來我家因二房東遷居而搬到石水渠街街口去，他也要出來幫手賣菜而輟學，大家就沒有再見面。
搬了家後，停過一陣子學，後來又轉回知行中學在電車路的分校去讀，地點剛巧就在號外 /一山書屋現址左右。每天上學，我都要經過灣仔道一段路，也即是街市。如果說十數年來灣仔轉變最少的地方，相信是這一條街了。除了一、兩幢新樓外，很多老字號和檔攤的擺賣情況一如昔日。最有印象是近電車路街口的威利民餅家，現時依然存在，上學的時候，每天一毛一個奶油飽（隔夜的每個五仙），吃得津津有味。貪玩時就愛吃槍仔飽，玩弄的時間總比往口裏送要多，往往要到最後，才婉惜地把槍頭吃掉。
到五十年代盡頭，視聽娛樂便愈來愈見普遍，在灣仔的戲院，當時有香港大舞台、國泰、麗都、東方、金城、環球和國民，現在來一個自由聯想，我的印象是：國民——余麗珍、十兄弟；大舞台——仙鶴神針、曹達華、于素秋、林蛟、洪波、鄧碧雲、薛家燕、陳寶珠、蕭芳芳；東方——浴血斑丹島、海底六萬里、七俠蕩寇誌、奧狄梅菲，正場前的新聞片；麗都——？金城——牛仔、紅蕃；國泰——楊門女將、人海孤鴻；環球——白燕、張瑛、毒手（？）、差利。
然而，儘管作為西片二輪戲院的東方，前座是七毫，後座一元二，大舞台還要低一點，四毫前座，七毫後座，但看電影畢竟是很奢侈的一回事。早餐要少吃一個鹹煎餅，看到豆腐花、芝麻糊、薄餅也要把口水往肚裏吞，才可以一毫一毫子湊夠一張戲票，還要用打尖的博懵方式，才可以兩張票七個人去看。當時，守閘員的面目是可憎的，每一次千辛萬苦衝過守閘員的防線後，看戲時尚要擔心查票員的突擊檢查，十分沒趣。直到今天，我仍是這樣想：為甚麼無產階級要為老板那麼忠心服務，鞠躬盡瘁地去維護資產階級法權？要是我，有機會準會為階級兄弟大開方便之門，讓被搾壓無償勞動的人民得回一些補償。我當然明白，無產階級的愚忠其實是千年來中國封建主義道德的遺毒，因此，需要時「不道德」一下，實在道德得很。
也不知為甚麼，是不是六O年，我們又搬家了，今回一搬搬到鄰近修頓球場的洋船街來。在一座六層高的戰後唐樓的三樓上，我們租了一個尾房，五、六口子，就像老鼠仔一樣擠在這一個不到一百尺的空間裏。我們屋裏頭房的業主兼包租是個龜婆，年青時有沒有操過淫業就不曉得，但手下卻有幾名蛋家妹和雛妓，晚晚就徘徊於謝菲道口拉客，有一回連我表哥也搭上了，我們才知道她幹的原來是這些「好事」。包租公年紀比老婆輕得多，也不知是不是因為這個關係，他終日無所事事，游手好閒，暗地裏卻和一個年青女子來往。中間房住了一對巴基斯坦裔夫婦，還有一個份屬油瓶的差仔。因為這個原故，差伯、差婆和差仔便時常嘈吵起來，動武更是閒事。我們雖然聽不懂他們吵些甚麼，但差伯操的是本港印巴低下階層幾乎唯一的職業看更，收入僅可敷出，要了解就不是一件甚麼難事了。走廊床位還住有一個單身女子，已三十來歲有多，來歷頗為神秘，沒有固定工作，後來才知道是波地（修頓球場）一帶活動的妓女。她有點神經質，同屋都把她當作癲婆看待。正常時倒沒有甚麼，發癲時那副兇相十分嚇人，況且詞鋒犀利，那些爛口像機關槍一樣排山倒海似的掃過來，全樓所向無敵。
這一個時期，我開始吸收社會文化，主要是公仔書，包括有財叔、神筆、黑蝙蝠、玉面金剛、電蠄蟧和飛女正傳。一毛一本，看後還可以到大舞台門前當舊書擺賣。
搬屋後照例停學一輪，後來才回到菲林明道知行另一間分校去就讀。由於路途頗為遙遠，老媽又要料理店務，所以每天都要僱用一架手拉車把我載到學校去，久而久之，和其中一位手拉車夫混熟了，索性包月天天坐他的車上學。這位大叔，身材魁梧健碩，黑黝黝的皮膚，襯著身體散發出來的汗味，教人有一種又親切又溫暖的感覺。他說話不多，但態度很恭謹誠懇，是典型的中國勞動人民。他的車仔擺在現時波士頓餐廳的門前，午飯後總見他抽著一口又一口那時低下層階層仍流行的水煙筒，一派怡然自得安份的樣子，就好像世界從來就是那樣，不怨甚麼，也不要求甚麼。
六二年至六五年，我離開了灣仔，在官塘一間學校寄宿，只有過節時才回家渡假，對這個時期灣仔的印象也就不深。六五年升上中學，回到家裏，猛然覺得一切都熱鬧起來。雖然學校生活佔據了我日子的很大部份，放學後邊聽流行曲邊做功課也要花上不少時間，但我仍可感到灣仔的人是多了，事物也有很大的變遷。六年級時我已是一個球迷，到中二、中三的時候仍然是個很固執的擁南躉，故此，霍英東出錢包起的大型小球隊「有榮」在波地的賽事，便對我有著磁一般的吸引力。每逢比賽日，簡直萬人空巷，平日傍晚時份修頓已是勞動群眾休養生息的集中地，霍老細率領一班大牌殺到，就更加水洩不通。擠在群眾中間，有時甚至被夾起來，脚不黏地那種滋味當然不好受，不過那種被人海淹沒的興奮和刺激卻是難以形容的。現在有時想想：假若那種群眾的狂號、呼叫及喝采，一旦化為革命的口號與戰歌，那該是多麽令人振奮的事！
隨着經濟的繁榮及人口的膨脹，我的生活也就愈來愈見社會的意義。 六四年披頭四風潮席捲香港，我也成了一個標準的狂人迷。不過， 由於財力所限，我沒有冒着風雨到樂宮去一瞻偶像的風采，連唱片也買不起一隻 ，《一夜狂歡》也只是幾年間斷斷續續地看了四次，而且看的都是早場或公餘場。有一回倒是值得記憶一下的。那大概已經是六六年的時候了，有一天吃完了早飯，匆匆忙忙趕到東方戲院。披頭四的確了得，鋒頭之勁可謂無與倫比，年青熱情的歌迷從港九四方湧至，我被迫破費買了一張超等票。入場後，發覺鄰座竟然是一位單身少女。她的打扮樸素，頭髮長長，短格仔裙，配上平底鞋，一派書院女的模樣。那時候，看披頭四電影就像參加現場演奏會一樣，歌迷總是經常陷入瘋癲狀態，為自己心愛偶像的出現而歇斯底里地狂叫。正場還未開，那位小女孩忽然從容地向我問了一聲：「你喜歡阿Paul還是John，一會兒會不會叫呢？」我只能笑着回答 : 「我不會叫，但絕不介意別人那麼做。」很奇妙地，我們就像一見如故似的邊談邊說看了《一夜狂歡》，散場後，因為她來自九龍，地方不熟，我還帶路送她去搭電車呢。大家一直沒有交換姓名、電話，連這個念頭也沒有，分手之後再也沒有見過面，真可稱得上「萍水相逢」了。我想 : 這樣子的一段交誼，總不是七十年代的「純情」可相比吧？
由於思想逐漸萌芽，六十年代我踏入了所謂知識初戀時期，經一位小學老師的介紹，認識了《中國學生周報》。由快活谷、藝叢看到電影沙龍、穗華，從大孩子信箱看到生活與思想，在這個成長的過程中，電影是我思想生活的最主要部份。這一個時期，灣仔的金城已遭拆卸，但新增了位處萬國殯儀館舊址的東城戲院。說起來真不公平，東城本來是好端端的一間戲院，音響影視設備當時實已臻一流，但長期以來，東城卻掙扎於首輪與二輪戲院之間，即使首輪時期，票價已很委屈地比人平上三、五角，但觀眾人數依然十分疏落，時常都是冷清清的。街坊都說，這和東城的歷史及地點很有關係。東城的前身是殯儀館，光這一點便令許多小姐心寒，而男女洗手間剛巧是以往的停屍房, 因為設在銀幕下，如廁要走下一條樓梯，那裏冷氣特別強勁，陰風陣陣，難怪許多膽小的人都有毛骨悚然的感覺。更有人傳說，有一次有個女觀眾中場如廁， 照鏡時發現多了一個人頭，嚇得花容失色，死去活來。從此，許多觀眾都只是在開場前或散場後才敢去廁所。再者，在戲院內受完鬼嚇之後，出到街外還要備受另一種「鬼」騷擾的威脅。那時候，儘管歐風美雨已紛沓而至，但香港一般的社會風氣仍是十分保守。灣仔是越南美軍的洩慾樂園，東城一帶更是酒吧的集中地，在這些大兵的曚曨醉眼中，衣著新潮和略施脂粉的女士都應該是美元可以買回來的玩弄對象。因此，一到入夜時分，這些一搖一擺的大兵，便常會當街攔截良家婦女調戲，令人不勝其擾，也因而令不少摩登淑女對東城卻步。
不過，我卻是東城前座的常客，我喜歡她的孤獨與靈寂。隨便算一算，我在這裏看過了令我淒然下淚的《逃獄金剛》、明快但略感無奈並有驚為天人法蘭索芙娃主演的《柳媚花嬌》、全院不到五十人看的米。尼高遜的《靈慾春宵》、李察斯特與我心愛的女演員茱莉。姬絲蒂的《新潮小姐》、波蘭斯基的《孤島驚魂》、《冷血驚魂》、維斯康堤的《納粹狂魔》，還有《鐵金剛大戰金手指》、《坦克大決戰》、《瘋狂世界》、《十二金剛》、《瘋狂大賽車》、《流寇誌》、《荒漠怪客赤手闖天涯》、《窈窕淑女》、《英雄肝膽美人心》。因此，幾年前，東城無聲無色地消失了，我實在有點不舒服。
提到香港電影，六十年代灣仔有一間很英國化的戲院卻是鮮為人道的，那就是海皮海員俱樂部的小型電影院。我只看過一兩次。那裏票價相當便宜，樓下一律七毛，樓上一律一元二，專放映一些二輪電影，觀眾以英美水手為多。唯一令我感到不適的是，正場開映前後，銀幕都會打出英女皇的檢閱儀式，並鳴奏英國國歌，在座均要肅穆起立致敬，這也許是我不常光顧的原因。
越南的戰火，造就了灣仔的繁榮。航空母艦一隻又一隻的駛進維多利亞港，在現時的海傍大道的英美海軍碼頭便湧出一群高高大大又黑又白的水兵。水兵帶來的美鈔，着實養活了不少人，灣仔酒吧妓寨之多固然不在話下，其他服務性行業如裁缝、按摩、雜物店、服裝、餐廳、小食店的前身fish and chips的服務對象都以洋人為主。我對水兵沒有多大好感或惡感，那時只覺得美軍的軍服比英軍的醒目，而間中見到紅蕊頂白帽子的法國海軍，卻有一種細緻有趣的感覺。然而我和一名美國水兵的，交情倒是值得記載一下的。
有一天傍晚飯後，我走到海邊乘涼。那時灣仔剛剛開始填海，紅十字會總部對開的小公園拆了，但還沒有開建直昇機，當然更沒有大東電報局總部和香港藝術中心；事實上，那時候灣仔碼頭依然侷促地處於七號差館斜對面。海傍有很多釣魚郎，竹簍、魚竿全副武裝有的是，單槍匹馬拿餅魚絲、一個魚釣或泥錳鍬的更加多。我沒有釣魚的興趣, 卻喜歡觀看別人釣魚。在剛填海亂石嶙峋的海堤上，默默地坐了一個寂寞滿懷的水兵。我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操著Form four程度的英語，問他為什麼不和他的同伴一樣到酒吧裏買醉，卻滿懷心事似的呆在那裏。談話於是就展開了，原來他是一個孤兒，剛從軍不久，在越南他常有着被死亡吞噬的恐懼，到香港渡假，渾渾噩噩玩了幾天，明日又要重臨戰場，面對死神，感到生命的無常虛渺。我們談得很久很投契，最後他還帶我去逛了酒吧，那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
直至那次以前，我心目中的吧女一直是很神秘的人物。我看過關南施的《蘇絲黃的世界》，色調奇詭異常，就像一個製造夢幻世界。其實，她們有笑有淚有血有肉，是灣仔經濟的主要支柱。
是的，灣仔最痛苦卑微屈下而又堅強地生活着的都是這些可憐的女性。拿海倫來說，她的狡黠世故和真情單純就如雞尾酒一樣毫無原則地搞伴在一起。我認識她是很偶然和短暫的事。我的弟弟曾在如今已經拆卸的Top Gear酒吧做過會計，介紹我為海倫解和寫英文信。她結識了一個黑鬼水兵，他對海倫愛得很痴迷瘋狂，信中盡是夢囈一般的愛語，要求海倫在他退伍後到美國和他結婚。這一個女孩，不能肯定自己愛不愛他，但作為一個受生活煎熬的平凡女性，她本能地渴望早日得個好歸宿，脫離苦海，但又害怕被騙，過埠後被賣豬仔，因此自己反倒過來先把對方騙住，在感情上大開期票。說實話，她這一份感情有真有假，她總希望可以是真，我只見過好兩次後她就轉了酒吧，但願這段異國情緣可以喜劇收場。
灣仔的華人紅燈區也是遠近知名的，謝菲道便是有名的「雞竇街」，是勞動群眾尋求快樂慰藉的去處，我很小便知道所有「雞竇」都是綠框窗的，我們住的那條街便曾經有過兩間「雞竇」，分別位於一間唐樓的二樓上，同一樓梯上落，對門對戶。我最記得一個叫做阿紅的妓女，據說是水上人家，賣到這裏接客。阿紅大概只有十八歲左右，最初到來本街時十分害羞，站在騎樓上，被好謔的街坊青年手指便急急縮回屋裏去。日子久了，朝見口晚見面，阿紅也和一般街坊熟了。日間通常很少客人，阿紅也常常跑下來買零食，只是那班門口飛口不擇言時，她才慌慌張張的跑回樓上去。阿紅做了不出三年，我已經發覺她的下身已經在極度摧殘下遭到扭曲，下盤擺動有點僵硬，左腳只能一拐一拐地走。據說，後來有客把她帶了埋街，總算有一個好的收場。
和阿紅比較起來，波地那個曾經使我震慄不堪的半瘋妓女便淒涼得多了。她也在灣仔修頓球場一帶活動了不少年頭，最初即使衣衫襤褸，但也算乾乾淨淨，她那種嫣紅的胭脂和唇膏，塗在發黃瘀黑乾癟無澤的面上，真教人哭哭不得。隨着歲月的消逝，她的容貌愈來愈枯萎，有一隻腳實際上已經失去知覺，而且腫脹起來，行動十分困難。她沒有固定住宿地方，大多時候都可以看到她倒臥在家庭計劃指導會隔離的女廁兼浴室門口的地上。由於污穢和身體發臭的關係，我相信後期已沒有客人夠膽問津，有一回她乾脆就在修頓轉角車與車之間讓一個水兵把手放進她的褲襠裏去，代價是三元。這個妓女因為所受打擊太大，時常半癲帶笑地向路人攻擊。我本能地對她有着一種畏懼，許多時老遠就避開她，但有一次，我不察地走過她的身邊，她竟然起身向我傻笑地追撲過來，嚇得我失魂落魄，連忙拔腿狂奔過對面馬路，心神好久也不能平服。到六十年代底，這個半瘋妓女也無聲無息地失蹤了，十九是餓死在路旁。如果我有機會拍大套費里尼《八部半》式的電影，我一定會安排一個這樣的角色，就像童年的費里尼在石屋外之廢墟上跳舞的肥痴妓女一樣，她永遠是屬於灣仔的。
對許多人來說，六七年的暴動驚心動魄，現在回憶起來還是談虎色變，其實那倒是不必屬實的。我必須承認，我那時還年青，一個乳臭未乾的中學生，對時事政治並不積極關心，認識也不深刻，但我對暴動事件卻已採取了一定的立場。感情上，我完全站在被壓迫的人民的一邊，我痛恨「白皮豬、黃皮狗」，我不怕「左仔」的帽子，在校裏常和幾位老友頂咀，當然其他大部份時間都保持緘默，因為我知道在華仁這一所著名的天主教學校裏，幾乎沒有人是會同情左派的。我記得，林彬死後一年，《中國學生周報》也曾為他大事吹噓，陸離並寫了悼文，我谷氣得差點停止買周報。我雖然曾經是「大丈夫日記」的忠實聽眾，但對於暴動期間林彬的反動無恥，我一直都認為是死有餘辜的，後來我甚至因為抗暴鋤奸隊沒有把當時圖文並茂列在左報上的頭號、二號等走狗一一殺掉而對左派感到失望，現在對左派當然就更加有了重新的全面評價。
灣仔的群眾，暴動期間一直都照舊正常地生活下去，絲毫沒有什麼恐慌。防暴隊每一次搜查左派機構，如國貨公司、春園街和洛克道的工會，群眾都自然而然地發出了怒吼，起初喝倒采，繼而掟石仔，直至港英出動防暴隊、催淚彈，才可將他們驅散。戒嚴也沒有什麼特別，大家就好像因打風被迫提早收工一樣，困在家裏，然而時不時卻專心留意外面英軍華警的暴行。群眾往往把玻璃樽、硬物從高處向軍警擲下，以示他們無言的憤怒。
當然，我並非時常都對暴動的發展那麼關注，特別到了後期，雙方已經鳴金收兵，衹是仍然互相謾罵一番，好向各自的群眾交代，我也逐漸忘記了暴動的存在。記我有一次，我在歸家途中沉思，不自覺地走進了炸 / 詐彈陣，就在波士頓餐廳門口，只是突然感到四處無人，萬籟無聲，有點不正常，舉頭一看，原來遠遠圍觀了不少群眾，往下一望，才知道剛才差點把一堆炸 / 詐彈踢中。事後想來，真的猶有餘悸。
「添一歲、長一智」的道理有時並不是全然正確的，現在年紀大了，書讀得多了，了解和認識的世界愈來愈大，事物也愈來愈多。這幾年來，每天往來灣仔之間，竟然沒有什麼特別印象，想是知識愈豐，感情便愈是麻木，對許多事物都雖近而遠，毫無反應，無動於衷。知識份子的虛妄浮誇，莫過於此。他們只是思想的動物，卻失去了生活。寫這篇文章，最大的作用應該是自我批判，但也盼望我的多年老友可以反省反省一下，從此切切實實地再生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