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情非常沉重，還要不要去這個 Towards a gender-fair world 的國際會議結幕禮呢？阿妹走了，明哥會怎樣，Jason 會怎樣，Wallace 會怎樣？我還能拿甚麼心情來參加甚麼平權會議呢？不過，今早我不是明明打算藉此機會和高層有個直接的對話嗎？我不是說希望明白一下他對我前天的演講有甚麼想法，好讓我知道自己有沒有「諗多咗」嗎？難道我是想找阿妹來逃避甚麼？最後，我還是選擇了「如常」生活。
與高層面對面
高層第一眼見到我，態度很親切，我還得到一個 hug，他沒有想過我會直接的告訴他：「那天演講後你對我的評語，示意我踩了界，的確令我有點困擾，我很想知道其實你對我的演講有什麼看法。」
他說自己已經很久沒有聽過這麼高水準的演講，幾位 keynote speakers 的演講真是香港大學的最佳廣告。至於我的演講呢？他說一直都很欣賞我 engage 學生的能力，我的演講其實甚麼都好，除了 ”the last 10 minutes!” 他說那位香港或是中國同學對雨傘運動提出質疑，令他感到不安。
我說：「很多時學生都會提出這些問題，究竟又甚麼令你不安呢？」他終於說出了一個關鍵詞，就是 “activism”！ 他認為我們會議的主題是 gender equality, 為什麼我要把它連繫到 activism！我很吃驚, social activism 怎麼會是和平權無關？Activism 是不好的事情嗎？我當然要繼續問下去, 可惜他說自己馬上要演講，不能再談，我當然是意難平。
再見到馬裴森
轉過頭來，竟然見到 Peter Mathieson。閉幕禮一開始就是feature 他。又再聽到講一次為什麼香港大學要加入聯合國的 HeforShe campaign，成為 impact group 的一成員，無論在他任內發生了什麼事，我依然很高興還有機會在大學聽到他代表的這把平權的聲音。
更沒有想到 Peter 演講之後，也邀請請了4 位 HeforShe IMPACT Champion scholars 和大家分享她們來到港大讀 undergrad 的經歷。四位年青女生來自Afghanistan, Parkistan, Laos, Syria。她們說到各自在自己的國家遇到的問題，女性要經歷了多少困難才能夠上學，她們怎樣排除萬難才能得到讀大學的機會；有同學說自己兩個兄弟和500人怎様在和平抗爭中喪生；有同學說到上課時學校被炸彈轟炸成怎樣老師才會叫她們逃跑，否則都會繼續如常測驗；她們的母親為了保護女兒過着怎樣的生活。You know what, 四條女都沒拿着稿來讀，她們只是平實的說出自己真實的經歷，好感人。
盧凱彤和所有曾經滄海的女生
我馬上想到：如果盧凱彤在這裏，她一定會拍掌拍得比我更大聲，如果這些女同學有什麼需要她幫忙，她一定會義不容辭，她十幾歲已經會跟明哥去非洲，男女平等和平權的事一直都是她最關心的議題。
阿妹呀！很抱歉我們沒有打造出一個令你可以生活得稍為舒服一點的社會，但你代表的一切，會一直鼓勵我們和每一位曾經滄海的女生更勇敢的面對現實中種種的壓迫，感謝你一生為女性和小眾作出的所有貢獻。
沒有 activism，沒有女性站出來抗爭，誰會給你多一點平等？我們搞這些國際會議，頒發這些獎學金，不會只是想用這些平等的訊息作為招徠的口號，無論高層的神經因為什麼原因變成多麼敏感，我們還是要繼續推動民主和平等。沒有抗爭哪有改變！
永遠懷念盧凱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