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十八個寒暑，旺角西洋菜南街行人專用區於上月29日，還是迎來曲終人散的一天。我中學階段時，也曾有過流連旺角的青澀歲月，見證行人專用區由每週七天，到2014年縮減至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再到上月「殺街」，確實感到十分唏噓。近年旺角行人專用區，因為街頭阻塞，噪音嚴重，以至擾民不斷，最後落得「殺街」的下場，令市民失去一個寶貴的公共空間。
近來支持「殺街」的人非常多，但我從不認為這是一個理想的做法。是次撰文，我很希望提出一點，「因為街頭表演對商店和居民構成滋擾，所以要殺街」，這種說法在邏輯上並非絕對成立的，因為除了殺街以外，還有很多不同政策工具。行人專用區「殺街」，完全是一個公共政策失誤的案例。
旺角行人專用區的多重意義
旺角西洋菜南街行人專用區早於2000年設立，整個政策由運輸署牽頭，屬「行人環境改善計劃」的一部分，原意本是要改善行人及街頭流通，鼓勵市民多步行，在整體上改善行人環境。在後來的發展中，旺角行人專用區很自然、有機地演變成一個很有趣的公共空間，為該空間增添交通規劃以外的多重意義。
作為一個社交空間，旺角行人專區是人與人交流匯聚的地方，它衍生出不同的社群，人們一起分享生活以至各種理念。這些社群不單是晚上一起聽歌共舞的大叔大媽，也包括不少曾進駐該區的民間團體，如佔旺市民組成的「旺角鳩嗚團」，又例如小麗民主教室也曾經在旺角街頭進行教學，知名網台D100也曾經在旺角街頭《D100 星期天論壇》。
另外是文化意義，作為一個公共表演空間，旺角行人專區孕育了很多人才如C All Star和龍小菌，也同時為很多基層市民提供娛樂。合宜的街頭表演也可以令城市綻放出活力和色彩，而旺角行人專區也曾是一個吸引不少外地遊客駐足圍觀的地方。對於不少年輕人來說，旺角不僅是一個空間，亦是一個文化符號（所謂的MK文化），旺角行人專區背後盛載很多集體回憶。
「殺街」的數點政策失誤
旺角行人專用區殺街，確實令人感到遺憾，在整件事件中，殺街前，殺街後，也是一場場公共政策的災難。
首先，殺街前，旺角行人專用區陷入一種「有政策，無監管」的狀態，引致問題叢生。運輸署建議成立旺角行人專用區以後，並沒有肩負起監管責任，於是管理責任，落入警方和食環署，而他們也只是零星處理噪音和阻街投訴。專欄作家林勉一便引用了公共行政學的經典理論「公地悲劇」來影響行人專用區的情況，指出公共空間資源因不受限被放任濫用，致受整個環境急速惡化，最後代價由所有人承受。
然後，意識到問題，在選擇政策工具時，當區區議員選用殺街這個最直接、最為顯見的方法來解決問題，而忽略了其他可行選擇。旺角行人專用區是普羅大眾同享的公共空間，採用殺街這一極端做法前，應先敦促政府採取足夠的措施，先嘗試適度規範使用者，例如試行一些音量分貝指引及限制，加強派遣警員和食環署職員巡邏執法。罪不在街頭表演，更不在屬於行人的公共空間，而是罪在噪音滋擾。一刀切地殺街，無疑可令旺角西洋菜南街的噪音問題一夜間消失，但這同時會損害了其他合理使用者的利益，對整體社會不是有益處。
更可怕的是，殺街其實是一種斬腳趾避沙蟲的做法。只要街頭表演者對表演場地的需求一直存在，他們就會尋找新的地方繼續表現，於是噪音、阻街問題，只會蔓延到不同地區，事情根本就沒有解決。而且，過往表演者只聚集西洋菜南街一處，若果表演者四散各地，可能變得更難監管。而事實上，這幾天也陸續有表演者轉移到尖沙咀天星碼頭一帶。油尖旺區議會主席葉傲冬便向傳媒表示，近日有市民向區議員投訴天星碼頭一帶的噪音問題；網上也流傳一些進駐尖沙咀多時的表演者，與原本在旺角表演的團體發生衝突的影片。
我再希望強調一點，罪不在街頭表演，罪在噪音滋擾。在區議會決定殺街以後，我看到兩個令我心有戚戚然的畫面。第一個是殺街前數分鐘，一個歌唱攤檔，一位老年女歌手唱起梁詠琪的《Today》，這是我小時候流行的小學畢業歌，一群老人家，眼中閃著淚光，輕輕左右地擺動身體。另一個畫面是7月31晚上，觀看港台的《視點31》，新天地民族歌舞團團長喻米英清唱羅大佑的《東方之珠》，我的媽媽說她唱得非常悅耳，一直支持殺街油尖旺區議員陳少棠慨嘆一句：「你清唱也會有觀眾的，當初又何必音響弄得如此大聲」。希望政府往後能認真考慮各種適度的監管機制，甚至發牌制，不知道旺角行人專用區有否再見的一日，但唯一確信的是，香港人是需要而且值得擁有街頭表演空間的。
作者為新媒體outside.hk成員
文章刊於2018年8月6日信報專欄。本欄逢周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