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充塞海洋和污染環境的新聞近年天天看到，全球今夏更出現破紀錄的高溫天氣，減排減廢 的「理想」並不新鮮；但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實，要為環境代價付鈔，人理性的行為還是不情不願。
今天數位時代，人們更迷信數字的客觀性和權威性，以為人均本地生產總值（GDP）的全球排名就是城市成就，任何措施若被認為打擊經濟增長就是罪大惡極。但數字本身其實都是一種選擇性視點，可以是偏見。
GDP計算的選擇性視野
南非比勒陀利亞大學政治經濟系教授洛倫佐‧費爾拉蒙蒂（Lorenzo Fioramonti），今年初於意大利老家以新興政黨要員身份當選國會議員，其近年研究一針見血地指出，GDP這個於1940 年代中、戰後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後全球隨之普遍用以計算一個地方經濟表現的方法，不問真價值、只取商品與服務最後價格的計算，根本是「不惜一切代價的增長」，它鼓吹人設法將產品售價推高，大規模生產壓低成本，久而久之就主導了全球人類的生活哲學，可以大條道理去破壞環境和社會價值，這叫做「定義霸權」（definition power）。這比起慣常稱經濟發展也應補償對環境及社會影響的一套論述更進取。
我們中學時代唸的主流經濟學，理所當然地背誦GDP概念及幾種計算方法，以為是金科玉律。原來這潛移默化了我們的世界觀，炒賣金融地產，明明在物質世界沒有寸進，但這是高增值產業，對經濟增長貢獻顯著；養雞種米種菜明明是實在的孕育生命，供人生存必須養份，但這卻是低產值作業。原來選擇性的數字計算，給我們投射了一個失重的物質世界。
垃圾未能成為資源的生產誤算
面對減排減廢這股仍被視作「潮流」的社會氛圍，筆者近年有幸接觸不少有心有專業知識的「環保理想」構思，特別是將廢物回收、重整成資源、再製成新產品的項目，其財政上最難吸納的就是「資源還原成本」，即把分散於各處的廢物收集，並處理至可用的材料，當中有人力、所需機械投資、運輸，和更長的預備生產時間，爭扎一番所得的「資源價值」卻相當有限，因為連簇新的材料往往都不到最終成品價格的兩、三成。所以，理性的市場行為根本不利「資源還原」。
換個定義想，如果產品的「總生產成本」從一開始便將終極「資源還原」這成本計算和預留，並有機制可供轉移到任何資源還原的執行者（可以是原生產者或代辦者），今天眾多被視為不切實際的環保理想構思，很可能一下子就變成正常採購原材料的選項，所謂的「垃圾」亦能重回「資源」這身份了。
減廢是社會如何投放資源的決定
「資源還原」一定比「垃圾處置」好，兩者其實都要投放資源。政府去年的垃圾收集量約209萬公噸，平均每公噸處理費為266元，這是公共服務的經常性開支。至於「資源還原」的市場，除政府資助的回收項目，現時則靠回收業及部分熱心市民藉低價錢與高愛心回報來支撐這非理性計算的行為。
費爾拉蒙蒂教授又提出，當下一個地方要真正成功發展，不單要藉高新科技，更加要發展出一套管治架構，長遠能支持分散（decentralized）而生產與耗用又近距離的本土經濟，容許無數居民參與其中，發揮自己力量。
以回收業為例，現時各區從事收集紙皮的人士或長者，其實是「資源還原」生產線上的工作者，地區為本的回收網絡，在收集零散的廢物時最符成本效益。部分人可能處理未夠專業，但真正的智慧城市，應該是更巧妙地用經濟奬罰措施來逐步令人進化，從而帶來結構性改變，而不是集中地找一個最大承辦商築起更不對等的形勢來變相取締零散的參與者。
一個城市裡的人沒生存進化的機會，其實算不上發展。理論、定義想通了，生產者責任和垃圾徵費的政策目標就更應該找緊創造新經濟發展的正面意義。
作者為「裸買運動」發起機構思網絡總監
文章刊於2018年8月27日信報專欄。本欄逢周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