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篇專訪裡，經濟學者林本利提到一件事。原來過去有不少財團想籠絡他，只是沒成功：
「他們有很多方法可以給你利益，例如提供硏究經費、讓你做個非執董、給你內部認購......你沒看見有些經濟學家，以前都一直提出批評的，但近年都銷聲匿迹了？」
在林本利口中，經濟學者被財團收編，並不罕見。像他這樣不識時務，反而是少數。
「一個社會，這樣繼續被一班富可敵國的人操控這麼多行業；未來的市場，就靠裙帶關係、自己友關係，怎給年輕人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去競爭？」
這種判斷，符合人們體驗，漸成社會共識，連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都察覺到。他死撐保留高球場，受人質疑，居然說漏了嘴，反指批評者要搞百分之九十九對百分之一的階級鬥爭，變相承認香港多數人正在被少數人壓迫。不過，指控資本家，在香港這賺錢至上的社會，很容易被扣上「仇富」或「左膠」的帽子，和不理性的民粹主義劃上等號。換了由一個長期研究公共事業和政府政策的經濟學者提出批評，有根有據——又不是為私利，並隨時因得罪權貴而惹麻煩——便中立、客觀和有說服力得多。
在講求公共理性的社會，專家學者的意見特別受重視，部分是出於人有崇拜權威的心理傾向，部分則出於個人能力之限制和折衷——一般人對社會問題欠深入了解，唯有倚重專家學者給予分析和建議。可是，有正義感而又敢言的學者並非那麼多(可能不了解複雜世情，或忙於出文和做研究)。基於香港是金融城市，又深受主流經濟學影響，經濟學者的光環特別大，有高人一等的地位和跨學科的話語權。有些經濟學者當輿論領袖，連經濟民生以外的事情也侃侃而談。
耳濡目染下，香港人習以為常，各種問題都用量化（幣值或GDP數字）的方式處理，所以市建局高層最關心賺蝕，而非重建對居民的各種影響。大台解散體育組，也只看財政，不顧文化使命。世上沒有免費午餐，凡事往錢看，代價是任由大資本無節制擴張，掌控生活每一層面。人人做牛做馬，捱到周身病痛，共業卻是推動社會巨輪，壓縮生存和居住空間，破壞自然環境，並把豐富的風土人情和文化內涵摧毀，兌換成錢幣，送進少數人口袋。竭澤而漁的發展，使香港變成一個金玉其外的城市，一座越來越空洞、單調和乏味的石屎森林。
由於社會唯經濟學者馬首是瞻，要為所欲為，有錢賺到盡仍理直氣壯，大商家大財團有需要借輿論權威取得公眾認同。主流經濟學主張減稅，將公產私有化，反對各種規管，正好和財團的立場及利益相一致，有先天性合作基礎，較容易結盟。毋須直接的金錢利益輸送，只要資助這些經濟學者做研究，建立友好關係，當事人自然識做。其研究成果也傾向支持放任市場的相關政策，令財團振振有詞，爭取避嫌的政府官員妥協和讓步。至於普羅大眾，服膺科學理性者，無法推翻對方有學者加持的結論，也就難以吸引更多人加入，壯大抗衡商界任意妄為的力量。
到底商界和學界中人的「合作」情況有幾嚴重，筆者並不知道，但估計不會有商界會捐款給大學做硏究，了解實際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