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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看客:在自私與無私之外

看客:在自私與無私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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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民間團體X的成員,今天參加了一個關於X議題的學術會議(註一)。我參與這個團體已經八年,對參與會議學者的名字卻感到陌生;單看論文的題目,很難及早覷見他們會發表些什麼;在網上查找,也很難發現他們在X議題上的言行紀錄。

毋庸多說,這個會議其實與我的團體毫無關係。

在會議前,我努力試圖說服自己:我長期關心X,不代表其他人不能用別的方式關心;社會上有不同的崗位和分工,各自總有各自的貢獻;作為一個全港市民聚焦的熱點,多人關心總好過少人關心;我確實應該謙卑一點,不要太早論斷別人的功過;我又想起《聖經》中的法利塞人,「自義」乃是無可救藥的愚昧和虛妄......但我卻始終難以明白,根本不能明白,為何探討一個全民關注議題之際,這個會議卻彷佛遠離這座城市。

這,正是此會議強烈地吸引著我的原因。

專業介入的價值

在會議上,令我覺得較有意思的,是有學者引述 Per Gustafson and Nils Hertting (2016) :“Understanding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An Analysis of Participants’ Motives for Participation”一文,指出持份者參與公共事務的不同動機,可分為私人利益、公眾利益和專業介入三類。前兩類都很容易理解,但專業介入作為一個獨特類別,專業人士抱持特殊的背景和心態,卻正好呼應了學者參與此會議的動機。

正如上述文章的作者指出,專業介入顯然並非從私人利益出發;但與公眾利益的政治性相比,專業介入則較為非政治化。儘管未必在參與過程中直接收受利益,但專業人士傾向相信,這是他們工作或職業的一部分;而且正正由於他們不涉直接利益,因此就更自覺能以超然的角度介入,並通過專業知識的運用,從而捍衛某種較諸利益團體政治更高的價值。

在我看來,這類所謂專業的超然角度,尤其對公共議題來說,其實只是開脫「堅離地」的慣用借口。它們容或擁有漂亮的述語和理論包裝,看似為議題提供更宏觀的視野和更具批判性的思考;但卻總是與社會現實存在巨大鴻溝,以至無可避免地停留在空中樓閣討論。他們宣講的對象也絕非香港市民,必然只能是「圍爐取暖」的專家小眾。一旦必需觸及當下具體現況的描述,便只能宿命地淪為新聞報導的重覆輯錄,一味將冗長繁瑣的細碎資料不斷背誦。

「扮無知的面紗」

若然接受如此一種所謂的專業介入,便難免陷入一種溫溫吞吞、模棱兩可的和稀泥狀態,力圖避免表達明確的傾向和立場,但求在不同利益和立場之間取得「平衡」,從而突顯一己的專業性和超然性。尤其甚者,它更有可能藉著花肖的學術語言迷宮,以達至某種似是而非的論點或結論,從而展示研究的應用性和有效性。自圓其說之餘,自我感覺良好。

在會議上最常聽到的概念 ,竟然是羅爾斯(John Rawls)的「無知的面紗」(veil of innocence)。若非通過一眾學者的創意演繹,我也實在難以想像得到,它竟可被如此妥貼地挪用作「扮無知」、「扮超然」、「扮天真」的工具,最終均導向某種大同小異的論調,合理化貌似合乎程序公義的不平等現狀。毫無懸念,這絕對是對羅爾斯的公然施暴,但畢竟羅爾斯早已過世,死無對證。再多添幾個述語和名詞兜兜轉轉,一切荒謬絕倫的論調,突然盡皆看似理所當然。

這難免讓人想到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其實這些都不是什麼大奸大惡的人,甚至像是有點良心的知識分子,似乎還很關心香港的前路和出路。就正如阿倫特筆下的納粹戰犯艾希曼,「他不粗野,也不是非人類的,更不是難以理解的。他既不陰險姦刁,也不兇殘專橫,而且工作上盡職盡責。他除了對自己提職晉升非常熱心之外,恐怕沒有任何不良動機,也不可能構成任何犯罪。然而,這也正是他最危險、最可悲之處。」

在阿倫特看來,「平庸之惡」不能簡單地理解為一種理論或教條,而是表現著一個思想空洞的人所作的惡。 「艾希曼既是一名循規蹈矩的職員,也是一名和藹可親的父親,但他在面對抉擇時候的無思——沒頭沒腦的魯莽、無可救藥的迷茫,抑或自鳴得意地背誦已變得瑣碎空洞的真理,卻是黑暗時代人們的顯著特徵。惡始終只是一種走極端,從來都不是極端的創造,它沒有深度,也不是什麼著魔。」

「它會把整個世界夷為荒漠,之所以會這樣,恰恰在於它的蔓延方式,如同在膚淺的表面瘋長的蘑菇一樣。」(註二)

魯迅筆下的看客

除了阿倫特,我還想起了魯迅。在他筆下的看客,犬儒著、虛無著、冷眼旁觀著、甚至是消費著、吸啜著別人的苦難,和艾希曼實在異曲同工。「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 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觳觫,他們就看了滑稽劇。北京的羊肉舖前常有幾個人張著嘴看剝羊,彷彿頗愉快,人們的犧牲能給予他們的益處,也不過如此。 而況事後走不幾步,他們並這一點愉快也就忘卻了。對於這樣的群眾沒有法,只好使他們無戲可看倒是療救。」(註三)

在《阿Q正傳》的末端,阿Q作為一個無辜的犧牲者,眼看著就要被送上斷頭台,路邊圍觀的群眾們既沒有同情,亦沒有為同胞的犧牲而悲哀,獨剩下看戲的心情。有這麼一個場景,發生在阿Q正被押著遊街示眾時,阿Q忽然很羞愧自己沒志氣,竟沒有唱幾句戲。 「『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阿Q在百忙中,『無師自通』的說出半句從來不說的話。」

「『好!!』從人叢裡,便發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聲音來。」

註一:其實X是什麼並不重要,問問自己的良心便是了。
註二: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Penguin books, 1963.
註三:鲁迅:〈娜拉走後怎樣?〉,1923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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