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戚本盛（進步教師同盟成員）
大半年來數宗駭人聽聞的虐兒案，都涉及幼兒的家長，部份則有學校是否及時介入、通報有關部門的問題。8月20日教育局向全港學校（包括幼稚園）發出《處理懷疑虐待兒童及家庭暴力個案》通告，其中最特別的一點，是學校把懷疑父母虐兒的個案通知社工或轉介予社會福利署時，「無須先徵得有關學生的家長的同意」，若跟進過程中需聯絡家長，也可先諮詢社署。
《通告》這個說法其實和2015年制訂至今仍然適用的《處理虐待兒童個案程序指引》分別不大。《程序指引》第23.16段指出：學校把懷疑虐兒的個案轉介予社署的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服務課）或社工時，應告知學生的父母，但如學生父母涉嫌虐待兒童，「則必須小心處理」。「小心處理」的說法，似乎在暗示不必告知父母，起碼是有異於告知父母。《程序指引》說得空泛，或因負不起相關的責任，或可不必負上責任，但這其實解決不了學校應否告知父母（甚或徵得父母同意）的難題。
至於教育局最新的《通告》，雖然明言「無須先徵得有關學生的家長的同意」，但是，第一，即使不先徵得家長同意，但須否告知父母呢？若仍要告知，則應在轉介前或後？第二，細看內文的註釋，卻是關於《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可謂言不及義，令人質疑，教育局可能以為問題在於私隱。問題的核心，其實是學校的責任和家長的權利之間的矛盾。
所謂學校的責任，嚴格來說是校長和教師等學校人員的責任，那是一項對學生的「身居父母地位」（in loco parentis）的責任，顧名思義，這是學校人員代入父母的位置、承擔父母對子女（即學校人員的學生）的職能和責任，目的當然是為了學生的福祉。學校人員如果見到學生身有傷痕或神情有異，如同任何合理的父母一樣，自然會先查問和了解，如果情況嚴重，求醫、報警或向有關部門（例如社工或服務課）求助，也屬維護學生福祉的做法。
問題是，家長對子女是有一定的權利與權能的（Parental rights and authority）。法律改革委員會於2005年發表的《子女管養權及探視權》就列出有「與子女同住並掌管其日常教養的權利」、「選擇子女所受教育的權利」、「同意讓子女接受醫療的權利」等十五項，其中甚至包括「對子女施加適度懲罰的權利」。未徵得父母同意就把懷疑虐兒個案轉介社工或服務課，即有可能起碼和上述四項牴觸。
這不是說學校必然會遭家長興訟，但招致怨懟則在所難免。更重要的是，學校人員不似政府調查或檢控部門般有公權力（其實也是一種法定責任），如果學生受虐的表徵及嚴重程度並不極度明顯，施虐者是父母的證據並不充份肯定，則不事先徵得父母同意（甚至也不告知）即轉介，的確會使學校人員受到批評的。
於此，學校人員固然仍可以盡「身居父母地位」的責任而作轉介或報告，不過，如果有校長或教師在謹慎考慮後較傾向重視父母的權利，則又會否錯過了及早介入的時機？畢竟，孩子（特別是幼兒）的生命可以是很脆弱的，如果有方法可以堵塞或縮窄這個漏洞，也許是社會樂見的。
學校的家長工作當然可以更具前瞻性，例如在新生的家長會上，甚至在分發給家長的學校資料中，清楚說明學校轉介懷疑父母虐兒個案的程序，向家長解釋完全是為了學生福祉的原委，甚至說出寧有錯判、不欲錯過的策略考慮，一般而言，應可取得家長的認同或諒解的。
可是，被懷疑虐兒的父母，可能是鮮有出席或完全缺席家長會的，收到了資料也不保證會閱讀的。因此，前瞻的家長工作固然必要，但仍解決不了學校的兩難，況且，儘管學校必會解釋清楚上述前瞻工作保護學生的宗旨，理應和家長立場一致，但如果有家長明言不會放棄應享的權利，明言任何轉介必須先徵得父母的同意，則學校便更為難了。
如果明文立法規定了學校轉介或通報有關個案，學校的困難便會大大減輕。當然，無論明文立法與否，學校仍是要判斷學生受虐是否嚴重，了解施虐者是否父母的，但若轉介或通報由法例規定，則上述及時介入的時機便較小機會錯過，不同的學校人員也不必因憂慮家長怨懟而遲疑，校內教師之間、教師與管理層之間，也沒有甚麼好爭拗的，甚至，學校也不會因家長一概不放棄權利的聲明而為難。簡言之，對懷疑父母虐兒的個案，立法規定可以使學校人員「身居父母地位」的責任得到肯定，對父母的權利則是有輕微的削弱的。輕微，是因為那只是對懷疑父母虐兒的個案而言，如果父母根本不會被合理地懷疑虐兒，則上述權利是不會受損的。
（2018.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