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9年淫審處成立以來，香港的淫審制度在短短幾十年確實鬧出過不少笑話。回歸二十年多來，過時的條例如為創作戴上了金剛圈，令香港的自由空間不斷收窄，人人自危。《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淫審條例》）成為了創作人的計時炸彈。致使在2008-2012年間的兩次修訂諮詢時，社會上引起廣泛熱議，不少團體發起聯署及請願。但2015年初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提出《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檢討程序（下稱《2015檢討》），並提出建議後，至今尚未有進一步消息。然而觀乎2015年的文件，尚有許多值得斟酌之處，包括如何公眾意見的方法，然就現今情況而言，文件提出的改動根本未能對症下藥。
現時的淫審制度由兩個政府部門主導，分別是淫褻物品審裁處（淫審處）及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電報辦）。審閱和評級事宜由淫審處負責，而電報辦則負責執法跟檢控。前者可歸類為行政上為條例所涉物品作出版前的評級，而後者則具備司法角色，能裁定物品是否有違法例第390章規定。然而，即使通過了淫審處的評級，仍有機會被電報辦檢控。故《2015檢討》中，只保留了「司法」角色。
但最核心的問題，是何謂「淫褻」、何謂「不雅」。《2015檢討》中，草草以「社會上並無共識」、外國對此亦沒有明確定義帶過，並決定維持現狀。現狀是如何呢？是完全取決於每次負責的2名審裁委員的個人觀感。這些審裁委員均為個別市民，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應他們的申請予以委任。現時法例並無就審裁委員總人數設定上限，但在行政安排上，司法機構將總人數以 500 人為限。獲選審裁員的背景資料，公眾一概不得而知。加上加入門欖甚低，公眾可自行報名。導致500人之中，可能有個別年齡層、性別比例、宗教背景的傾則，從而造成可以預見的不公。事實上這種不公亦確實存在：有審裁員曾表示，即使審裁官會為他們提供指引，但其實這份指引的內容十分模糊，他們更多時候會以自己的主觀直覺判斷。由此可見，被審閱書籍的作者或出版商根本沒有一個可靠的標準去參考，大大提升他們在發售這類敏感書籍時的風險。即使在《2015檢討》中，將500名委員提升至1500，及將每次負責評定的委員由2名升至4名，亦難以堵塞漏洞，無助更公平地作出評審。
《淫審條例》定立的原意本是為了保障大眾，現在卻因為其不清晰的條文，令淫審處和電報辦可以自由演繹，使其成為了創作者和出版商的惡夢。電報辦會以發佈及管有以供發佈淫褻物品檢控出版者。除了處理投訴外，他們亦會主動放蛇，調查懷疑觸犯法例的書商。據過往報導，單單就「懷疑」的過程，其權限之大，就足以令書店陷入癱瘓。過去電報辦因懷疑一書店內，有一至兩本二級或三級書籍，全店充公。及後小店無法處理煩瑣的司法程序，寧可認罪了事。但在現行的制度下，一旦他們選擇認罪，該書籍便無需經淫審處審核。到底該些「懷疑」書籍是否有觸犯法例，市民無從得知。在兩個部門的監管下，查禁敏感書籍在香港已經十分普遍，甚至發展到不需要淫審處和電報辦出手，這些書籍也會消失在市場上的情況。
以書展為例，村上春樹的《刺殺騎士團長》被淫審處評為第二類不雅物品，在書展中被禁售、但在外頭書店中，包上膠貼了大大張警告字句，賣得火熱。除了《刺殺騎士團長》外，過去亦曾多次有書籍不明所以地被禁止發售：台灣一個大學出版社曾經希望把一本名為《色情暴動：遊走於男性愛遊戲的同人迷群》的書帶來書展，卻因為書名上有「色情」兩個字，而被經銷商拒絕上架。可笑的是，書裏的內容其實主要只是探討女性小眾文化，是一本聚焦於文化研究的學術書籍，就單單因為色情兩個字，已經可以令經銷商如臨大敵，自我審查，清楚顯示出淫審處和電報辦對於思想的箝制是多麼成功。
正如前文提到，相比起其他國家，香港在評定淫褻物品時，缺乏明確的準則或過往的案例去依靠。除了令創作者及出版商時刻活於白色恐怖內，亦因為缺乏明確的標準而窒礙和外地的交流，令香港文化界難以和國際接軌。在這個當下，《2015檢討》還打算將罰則加倍，現時發布、管有或輸入以供發布第III類物品，可被罰款港幣100萬元及監禁3年。若今屆政府忽視上述種種對文化、出版界的影響，後果將更不堪設想。
淫審條例如何修訂，投射了社會將走向進步或封閉。一個動輒就令圖書館將某些書籍閉架的社會，能包容多元價值、更多人能得到更公平的對待嗎？更多的箝制，將令香港變成一潭死水。或者標題應該改一改，如何令香港更荒謬？在廿三條立法蓄勢待發之時，其中一張刀，是淫審。
文章刊於2018年9月3日信報專欄。本欄逢周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作者為「香港文化監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