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Gundam Lam
傘運後，社會大量失去政治的希望和熱情，失落與無力感泛濫。
無疑，前景不容樂觀，但再「悲觀」，也要有基礎。研究香港的學者李家翹早幾天接受明報訪問，便有一番精闢見解：那種「中國一定獨大、香港無得救」的看法，是一種「沒有基礎的悲觀」，這是基於他們對一種「沒有基礎的樂觀」的失望，從而令到他們「沒有基礎的想像」的幻滅。我們就是要避開這種沒有基礎、對香港一廂情願的理解。
依筆者愚見，悲觀的基礎有不同類型，其中一種，是看世界、看人生的方式。
這四年，讀過幾十篇有關傘運的人物專訪，留意到一件事：那些元氣大傷又遲遲未能恢復、甚或變得犬儒的受訪者，最初似乎都低估了改變世界的難度。在傘運期間全情投入，傾全力參與，卻落得慘淡收場，理想與事實的巨大落差，不單使人無比沮喪和失落，更造成極大的自我否定或質疑。這個心理關口不容易跨過。而在那些逐漸能解開心結的人身上，筆者發現，她/他們多多少少明白一個道理---與國家機器對抗，根本無可能樂觀。改變只有從身邊開始，靠個人的微小努力擴散開去，積少成多，期望有天時機來臨，發揮聚沙成塔的影響，扭轉乾坤。(可參考蒙兆達的《平凡人的力量》)最終是否能逆轉勝，誰也不敢寫包單。
事實上，雨傘運動達不到預期目標，更帶來公民社會內部的重大危機，但有些微妙的轉變已然出現。過去的社會抗爭，由少數精英領導，屬於大事件，但往往只能維持一段時間；現在的公民參與，相對零散和自主，未必有華麗的舞台，但細水長流得多，而且往往是一些很日常、很不顯眼的事情，參與門檻很低。像山竹襲港後，不少地方都有市民發起社區自救行動。跟過去爭取大政治的民主不同，這種社區民主的實踐，可謂一種較新的嘗試，是一種始於生活的深化過程。筆者對此不敢有太大期望，但不能否認，它正為未來孕育改變的可能。
關於悲觀，叔本華的人生哲學很値得參詳，但這裡，筆者想引一段周國平---研究尼采的中國學者---的話作結，他在《悲觀•執著•超脫》中這樣說：
「我相信一切深刻的靈魂都蘊藏著悲觀。當然，真正深刻的靈魂決不會沉溺於悲觀。悲觀本源於愛，為了愛又竭力與悲觀抗爭，反倒有了超乎常人的創造。不過，深刻更在於，無論獲得多大成功，也消除不了內心蘊藏的悲觀，因而終能以超脫的眼光看待這成功。如果一種悲觀可以輕易被外在的成功打消，我敢斷定那不是悲觀，而只是膚淺的煩惱。」
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