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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超

退休教師/一直相信民主會到來/一直相信白會戰勝黑 網誌

國際

共產黨折磨人的「藝術」

共產黨折磨人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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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法庭是姓黨的,但他們還是覺得拉你上電視認罪才夠過癮──他們要向文明宣戰──這個叢林國家,這個蠻荒世界是不需要法律、不需要法庭的。

季羨林的《牛棚雜憶》,有兩句平常的話令人印象深刻:「到了進入牛棚時,他已經戴了將近十年的右派帽子了。這個期間他是怎樣活下來的,我完全不清楚。」

「他」犯了什麼罪呢?法庭怎樣說?叢林法則怎樣說?──毛澤東說:「現在知識份子有500萬人,資本家有70萬人,加在一起,約計600萬,5口之家,五六就是3000萬人。」──明白!這些人全都要死!但今天,這個蠻荒世界裏,什麼人最容易入讀大學?什麼人腦滿腸肥?──千萬計的冤魂,在什麼地方長嘆:再活一次,不要做中國人!

季羨林,梵文專家,留學德國十年。1946年國共戰爭期間,推掉了劍橋大學的聘書,到北京大學任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牛棚雜憶》:1965年開始了文革。鬥人在文革,由北大開始。戴一頂高帽,寫上罪狀,在頸項掛大木牌,寫上姓名。傳遍全國後,掛木牌的鋼絲愈來愈細,木牌愈來愈大愈來愈重,以致鮮血從頸上直流。

季是系主任,自然是走資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季是教授,自然是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他看到一張大字報批判他的文章《春滿燕園》,說春天代表資本主義,歌頌春天就是歌頌資本主義。

抄家──一天深夜,六七個大漢闖進季家,季未來得及穿衣服,被趕到寒風刺骨的廚房。待聲震屋瓦的翻箱倒櫃聲靜下來後,他看見多年來省吃儉用買下的小古董小擺設全都被打碎了。「我辛辛苦苦幾十年積累起來的科研資料,一半被擄走,一半散落地上。」

「一年多以來我看夠了鬥爭走資派的場面:語錄盈耳,口號震天;拳打腳踢,耳光相間;謾駡凌辱,背曲腰彎;批鬥完了,一聲滾蛋!踢下鬥台,汗流滿面。到了此時,被批鬥者往往是躺在地上,站不起來。」季看見兩條前路:「一是忍受一切,一是離開這一切」。季決定走第二條路。

正要邁步出門了結人生,紅衞兵上門把他帶走──這次是陪鬥──「『彎腰!』好,我就彎腰。『低頭!』好,我就低頭。但是脊樑上又重重捱了拳:『往下彎!』好,我就往下彎。可腿上又兇猛地被踢了一腳:『再往下彎!』好,我就再往下彎。我站不住了,雙手扶在膝蓋上。立刻又挨了一拳,還被踢了一腳:『不許用手扶膝蓋!』此時雙手懸在空中,全身的重力都壓到了雙腿上,腿真有點承受不了啦。革命小將按照噴氣式飛機的構造情況,要我變成那樣子。」

批鬥完,季被拉去示眾。「只覺得路兩旁擠滿了人。有人用石頭向我投擲,打到我的頭上,打到我的臉上,打到我的身上。」最後,有人「一腳把我踹下了汽車。我跌了一個筋斗,躺在地上,拼命爬了起來。一個老工人走上前來,對著我的臉,猛擊一掌,我的鼻子和嘴裏立即流出了鮮血。」──經這一鬥,季決定活下去。

血的洗禮──當鬥人的主角──歷數罪狀後,人圍過來,拳打腳踢,倒地後,拉起來,更激烈的拳打腳踢,押出大樓後,再被群眾拳打腳踢。

然後,隔幾天就有一次批鬥。「天天時時提心吊膽,等候紅衞兵來抓」。批鬥潮完,改為「勞動改造」。一天,季的睾丸突然腫脹,像一個小皮球,「連站都困難,更不用說走路」。押解人叫季去幾里外找醫生。季爬了兩個小時找到醫生,但季出發前已被告誡要先說:「報告!我是黑幫!」醫生聽到後馬上把他趕走。季爬回去,幸好過了幾天,腫竟然消了。

不久,黑幫們被押回北大,要自己動手建牛棚(勞改大院),用葦蓆搭成牆壁,圍著簡陋的平房,睡在地上。每天都有語錄要背,任何監改人,任何時候,都可能叫你背,「倘若背錯一個字,輕則一個耳光,重則更嚴厲的懲罰」。每天晚上,將黑幫集合起來,將白天勞動犯的「錯」,或每天書面思想匯報出了的「問題」,點中了誰,「上面是耳光,下面是腳踢」,這項「藝術」,每個晚上都吸引了大量的觀眾來欣賞。

一晚,季走出平房小解,看見有人被罰筆直地站在樹下,作擁抱空氣狀,「棚友們卻不知道已經站了多久了,更不知將站到何時。」

七八月太陽最毒的一天中午,季的一位棚友,被罰站在太陽下,張開雙眼,「看著天空裏像火團般的太陽」,「不許眨眼,否則就是拳打腳踢」。

上面提到的那個老右派,是西語系一個學生。到季在牛棚見到他時,已經由據說是一個聰明機靈的學生,變成像年老的病人、半個傻子。一個負責看管他的工人,對他又打又踢,每個晚上刑訊室傳出那傻子被打的喊叫聲。

一個晚上,季被叫出牛棚。叫他的人說:「喊你為什麼不出來?你耳朵聾了嗎?」一條用膠皮包著的單車鏈,像暴風雨落下般打在季的頭上。季不敢躲開,筆直站著。後來棚友告訴他,「打的時間相當長」。「臉上,鼻子裏,嘴裏,耳朵裏都流著血」。這晚季睡不著,只感到「流血的地方黏糊糊的,只好讓它流。痛的地方,也只好讓它去痛。」第二天,季被遷到重囚室,「整夜不許關燈」,「不許睡覺」。

季羨林他們犯了什麼罪?法庭怎樣說?

季羨林問:誰來負這個責任呢?始作俑者究竟是誰呢?

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黨史重大事件述評》,記載了一段共產黨鬥人的歷史:1942年抗戰期間,毛澤東在共產黨根據地延安提出整風──要學風、文風和黨風都要馬克思化。有人理解為「整領導」,提出前線抗日每分鐘都有人在血泊中倒下,這裏卻有人載歌載舞。嚇死毛澤東,於是將批評者全屈打成特務(後來都平反了)。毛澤東還說要認真查一查,終於由整風變成拉特務,一張紙一句話,就可以打成特務,亦讓共產黨折磨人的「藝術」開展──日日夜夜車輪審訊;「發動群眾鬥爭」;拉上台「照相」,「看臉色是否有變化」;用假槍斃威嚇;當然少不了本來說嚴格禁止的「肉刑」。毛澤東說:「整個延安犯了許多錯誤,誰負責?我負責,因為發號施令是我。別的地方搞錯了誰負責?也是我,發號施令的也是我。」葉劍英指文革整了一億人死了二千萬人,毛澤東再沒有膽量把這番話說多一次。

龍應台的《大江大海》:1926年,毛澤東是國民黨農民運動委員會的委員,「在毛的主導下,……,教導窮人起來鬥爭地主和富人」。龍問:河南人願意離開,是因為那時(1948)已經知道共產黨的土改厲害?瘂弦:我們河南人,特別是豫西這一帶的人對共產黨沒有什麼好印象。那時候已經清算鬥爭,把富人抓了以後放在火上烤,冬天的時候放在池塘裏冰。

富人地主犯了什麼罪?法庭怎樣說?這是個叢林國家,這是個蠻荒世界,這是共產黨折磨人的「藝術」──就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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