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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庭輝

不知不覺間認為,在探討歷史和公共倫理的議題時,理據、邏輯和事實遠較父母、師長和朋友的話重要(除非兩者沒有衝突)。 網誌

體育

淺談1750年代至1920年的法國賽馬史

淺談1750年代至1920年的法國賽馬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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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賽馬制度多年來一直仿傚英國,有部分本地馬圈人士甚至對香港賽馬的悠久歷史引以為傲。但相對於法國,香港的賽馬歷史只是小巫見大巫。

法國賽馬歷史:舊政權年代至拿破崙年代

有關法國貴族之間的現代賽馬活動記錄,最早可追溯至18世紀中葉。此外,根據目前的歷史文獻記載,賽馬彩票最早曝光的地方,不是在現代賽馬發源地英國,而是在路易十四的婚禮中(趙春江,2011,頁107)。

儘管路易十四在位期間,英法關係只屬一般,但部分法國貴族仍對引入英式賽馬樂此不疲,其中Lauragauais伯爵可謂功不可抹。經他的穿針引線,法國得以在1765年2月28日首辦英式賽馬活動(參考同上),但整體而言,當時法國的賽馬活動只限於本土貴族的閒時玩意,並無專門的管理機構編制嚴謹的賽程安排。

後來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接連爆發,舊政權的貴族大多自顧不暇,遑論有餘力推動賽馬發展。直至拿破崙復辟君主制後,法國才再一次有意識到推動賽馬發展。拿破崙在1805年8月31日下詔成立7個育馬中心(Wilkinson, 2017a)。另外,當時法國賽馬活動分成初賽和決賽,初賽在6個省份舉行,晉身決賽的代表在巴黎會師以一決雌雄(Ibid.)。

不過,儘管在差不多同一時期,拿破崙為了紀念打敗俄奧聯軍,下令在巴黎市中心興建凱旋門,但他並無以「凱旋門」冠名任何賽馬賽事。此外,受制於中央官僚化的管理,加上當時法國較重視培育重鞍馬(heavy saddle horses)的風氣,故法國賽馬在拿破崙年代並不蓬勃(Ibid.)。

法國賽馬發展:班旁王朝復辟至奧爾良王朝

拿破崙在1815年被推翻,班旁王朝再一次回歸法國,並下令停建凱旋門。「凱旋門」這個政治不正確的名字,自然不會出現在當時的賽馬活動之中。

後來,法國在1830年爆發七月革命,班旁王朝被奧爾良王朝取而代之,新任法國國王路易腓立除了把國旗改為法國大革命的三色旗外,還批准凱旋門修建再次復工,凱旋門的修建遂於1836年竣工。

儘管如此,路易腓立亦無以「凱旋門」冠名任何賽馬賽事。不過,法國賽馬在1830年代有一些突破性的發展。英國赫特福德侯爵次子Lord Henry Seymour(他從未居住在英國)先在1831年成功邀請後來被部分人譽為「法國草地賽事之父」的天才練馬師湯馬士.卡特(Thomas Carter Senior)來到法國布瓦發展(THE VAULT, 2018),後在1833年成立法國賽馬促進會(Société d'encouragement pour l'amélioration des races de chevaux en France),其主要會員亦包括當時的法國儲君路易腓立長子斐迪南(奧爾良公爵)和內穆爾公爵(Duc de Nemours)(Wilkinson, 2007a)。

翌年,英國人湯馬士·拜倫(Thomas Bryon)協助法國賽馬促進會編定賽期表(Calendrier de Courses de Chevaux),為日後法國賽馬制度化奠定重要的基礎(Ibid.)。此外,距離巴黎市中心約50公里的尚蒂伊馬場亦在同年落成,它成為了絕大部分純種馬訓練和比賽的重地(Ibid.)。當中的戲肉,是自1836年設立的「賽馬會錦標」(Prix du Jockey Club),亦稱「法國打吡大賽」,這項賽事在1942年或以前的途程為2500米,首兩屆賽事分別由「Franck」和「Lydia」勝出,這兩匹賽駒不約而同由Henry Seymour擁有(Ibid.)。

值得一提的是,Henry Seymour對法國賽馬的最大貢獻,是他在1835安排湯馬士.卡特轉到尚蒂伊馬場發展。此舉對法國賽馬往後的發展有革命性的影響(Wilkinson, 2007c)。單是1936年至1938年,湯馬士.卡特便分別憑訓練出來的「Franck」、「Lydia」和「Vendredi」完成「賽馬會錦標」三連霸,為其家族往後雄霸法國馬壇百多年奠下了根基(Ibid.)。他培訓出來的練馬師Henry Jennings和Tom Jennings後來亦成為法國非常具影響力的賽馬家族先賢(卡特家族把Ann Carter和Mary Ann Carter分別許配給Henry Jennings和Tom Jennings,兩大家族在法國馬壇的地位因而更為鞏固)(Ibid.)。

另外,法國銀行大亨、賽馬愛好者查里斯·拉菲特(Charles Laffitte)在1938年入主尚蒂伊馬場(Wilkinson, 2007a)。他不顧部分當地練馬師反對,大幅度改善馬場的設施(Ibid.)。直至隆尚馬場落成前,尚蒂伊馬場一直是法國最重要的馬場。除了「賽馬會錦標」外,於1843年開始設立的「戴安娜賽馬大獎賽」和於1858年開始設立的「莊柏德大賽」,亦是主要在尚蒂伊馬場上演的傳統大賽。此外,在數據統計上,它在1842年容納了約200匹賽駒,另有12個英籍練馬師以它作為主要的練馬基地;1845年,英籍練馬師的數目更增至20個 (Wilkinson, 2007b)。

不過, 1830年代的法國賽馬整體發展仍非常落後。例如盛傳當時有貴族曾表示,法國人對賽馬一無所知,卻又過於自負,不願學習新事物(Wilkinson, 2007a)。此外,Henry Seymour在當時只集中參與英人和尚蒂伊馬場圈子的賽馬活動,對其餘的則完全不感興趣(Ibid.)。縱然這種心態多點帶有精英主義,但這亦側面反映了當時法國整體的賽馬水準仍非常參差。

更甚的是,在1840年代,一連串的事件嚴重窒礙當時法國的賽馬發展。首先,在1840年的「賽馬會錦標」,Henry Seymour擁有的賽駒「Jenny」在賽前被視為贏面壓一的大熱門,但牠最後敗給Eugene Aumont的「Tontine」,屈居亞軍(Ibid.)。賽後,Henry Seymour質疑指對手調包,那匹所謂的「Tontine」,其實是英國年輕雌馬「Herodia」(Ibid.)。雖然這項指控最後未經證實,但賽果舞弊疑雲已籠罩着當時整個尚蒂伊馬場。Henry Seymour在1842年決定不再參與法國的賽馬活動(Ibid.)。同一年,奧爾良公爵死於意外(Ibid.)。此外,湯馬士.卡特的愛徒Tom Jennings和Henry Jennings兩兄弟在1844年鬧翻(直至普法戰爭爆發後二人才和好如初),導致Tom Jennings轉往意大利都靈為薩伏伊王子在皮埃蒙特建立英式的賽馬活動(Wilkinson, 2007c)。數個法國賽馬巨頭的離場,使尚蒂伊馬場的賽馬盛事褪色了一段頗長的時間。加上1848年法國爆發二月革命,那年的「賽馬會錦標」和「戴安娜賽馬大獎賽」被迫轉至馬賽舉辦,所以大致來說,整個1840年代,法國賽馬發展如同國家命運般處於動盪不安的狀態。

拿破崙三世帝制復辟年代:興建隆尚馬場、設立「巴黎大賽」

法國二月革命推翻奧良爾王朝後,法國第二共和得以短暫成立,拿破崙三世出乎意外地以壓倒性的姿態勝出第一屆總統選舉。但當時法國的政局尚未穩定,它的賽馬發展在宏觀上亦難言有甚麼突破可言。事實上,19世紀中的法國賽馬發展只集中在極少數的精英手上,遠遠未能成為普及文化的一部分(Wilkinson, 2007b)。相對於當時經常坐擁10萬名觀眾的英國打吡大賽和聖烈治錦標(英國三冠尾關賽事,2800米草地平地賽,限三歲),法國大賽的入場人數失色不少(Ibid.)。問題的另一關鍵,是尚蒂伊馬場距離巴黎甚遠(當時而言),平民須經過路程顛簸且昂貴的火車旅程才能到達目的地,這進一步減低他們入場觀賞賽事的意欲(Ibid.)。還有,英國大賽的獎金遠比法國的吸引(Ibid.),馬壇精英雲集在英國而非法國實屬正常不過的事情。

當時唯一較慶幸的是,法國工業家暨大馬主Alexandre Aumont於1850年成功游說Tom Jennings重返法國發展,在貢比涅(Compiègne)成為一個練馬師(Wilkinson, 2007c)。雖然Aumont在1852年便因生病的緣故而把所有與賽馬有關的財產以一萬歐元售給某個拿破崙軍隊將領之子Comte Frédérick de Lagrange,但他就說服Tom Jennings回流法國的所付出的努力,事後證明能為法國賽馬發展帶來重大的突破,稍後部分將再詳談。

從宏觀角度而言,直至拿破崙三世成功發動政變復辟帝制後,法國的賽馬發展才逐漸重新充滿了活力,並且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峯。無可否認,拿破崙三世在政治方面有很多備受爭議的地方,例如過度中央集權、迫害知名異見人士雨果、過度軍事擴張等,但他在法國賽馬發展確是貢獻良多。首先,他批准以巴黎市中心以西數公里的布倫公園作為隆尚馬場的選址(香港賽馬會,2005)。在他的帶領下,隆尚馬場在1857年完工。同年4月26日,他「與皇后歐仁妮為隆尚馬場主持開幕,吸引了大批觀眾入場觀賞」(參考同上)。他們二人亦曾「駕駛私人遊艇至塞納河下游來觀看第三屆隆尚賽馬比賽」(Charlie, 2013)。雖然當天傾盆大雨,但仍吸引不少觀眾入場(Wilkinson, 2007b)。有見於此,賽馬促進會決定往後在隆尚馬場舉辦秋季和春季賽事(Ibid.)。

此外,經過與英國賽馬旗幟人物、海軍上將亨利·約翰·魯斯的商討後,賽馬促進會在1863年設立「巴黎大賽」(Grand Prix de Paris),旨在吸引歐洲各地(以英國為首)級數最高的三歲馬同場競技,勝方人馬由拿破崙三世親自頒獎(Ibid.)。當然,昔日「巴黎大賽」的規模與今時今日的不可同日而語,但在設立「凱旋門大賽」前,它一直是法國最具代表性的賽馬賽事。但值得一提的是,英法雙方在商討設立「巴黎大賽」的過程中一度出現阻滯,事緣英方不欲在周日參與賽事,法方相信賽事的設立只會淪為英方的囊中物(Ibid.)。事實亦證明,「巴黎大賽」設立初期基本上也是由英國代表賽駒壟斷勝出的。

(其實,法國賽馬界在19世紀中亦意識到須透過賭博來吸引平民關注賽馬和賺取更多資金改善經營環境(Wilkinson, 2007b)。「1870年,巴黎實業家奧萊發明了賭馬彩票」,這種以賭博帶動賽馬運動發展的模式迅速成為世界的主流(環中馬術,2016),但這亦引伸了不少道德爭議,惟在此不作詳談。)

無論如何,法國賽馬在1850年代後期至1860年代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輝煌。稍早前提及到,Tom Jennings受到Alexandre Aumont的邀請而在1850年重返法國成為練馬師,而Aumont又因患病的緣故被迫把自己建立的賽馬業務售給Frédérick de Lagrange。在發生那兩項變動的一刻,當時賽馬界別的人士並不太為意它們會為法國賽馬帶來怎樣的重大改變,但事實是,野心勃勃的Frédérick de Lagrange與才華橫溢的Tom Jennings一拍即合。他們意識到法國賽馬的發展不能局限於本土,尤其當時的法國賽馬發展存有不少局限,這些局限都不可能透過短期急速的改革而有所改變的。如是者,他們把目標設定為壟斷法國大賽之餘,亦計劃衝擊英倫的大賽錦標(Wilkinson, 2007c)。在實際操作上,他們除了繼續維持尚蒂伊馬場訓練基地的既有運作外,還在英國紐馬克特馬場設立新的基地(Ibid.)。據統計,Tom Jennings平均每年在尚蒂伊馬場和英國紐馬克特馬場之間來回達30次(Ibid.),即使放在今天來看,這個年均往返次數對大部分練馬師來說仍然是非常頻密的。

把發展規模大幅度擴大,難免要冒「顧此失彼」的風險,但事實證明,Tom Jennings和Frédérick de Lagrange的賭博是成功的。從練生涯以來,Tom Jennings 10奪「賽馬會錦標」(史上最佳),當中有8次是透過Frédérick de Lagrange的賽駒所取得的(Ibid.)。更重要的是,由Frédérick de Lagrange一手培育、交由Tom Jennings訓練的賽駒「Gladiateur」在1865年成為首匹勝出英國三冠大賽(二千堅尼,一哩、葉森打吡,2400米、聖烈治錦標)的法國賽駒,轟動一時(Ibid.)。此駒同時染指1865年的「巴黎大賽」和1866年的雅士谷金盃(大勝40個馬位)(英國最享負盛名的長途賽事,現為英國長途馬三冠系列首關),成為賽馬史上其中一匹傳奇賽駒(儘管此駒的配種生涯不算成功)(Ibid.)。

另一邊廂,與Tom Jennings有齟齬的Henry Jennings則在尚蒂伊馬場西南方的拉莫爾萊埃(Lamorlaye)設立練馬基地,主要替Frédérick de Lagrange的夥伴Baron Nivière訓練賽駒,Frédérick de Lagrange亦有與Henry Jennings保持一定程度的合作(Wilkinson, 2007b),並且能夠在Tom Jennings和Henry Jennings合作之間取一個平衡。以Frédérick de Lagrange擁有的1850年代法國最佳賽駒「Monarque」(1857年英國古活盃盟主)為例,當牠在法國出賽時是由Henry Jennings負責主理,但當牠被安排在英國出賽時,則交由Tom Jennings訓練和照料(Ibid.)。

1870-80年代:法國賽駒冒起、Jennings家族與赫德家族通婚

然而,好景不常。在19世紀和20世紀,法國也曾因捲入與別國的戰爭而被迫停辦大部分賽馬活動。第一次停辦是在1871年,當時法國正與普魯士交戰,法國上流社會人士也無閒情逸緻參與賽馬活動。這場戰役對法國的負面影響不容忽視,戰敗的法國承受了沉重的經濟代價。有少部分法國人受國家戰敗的影響,終日沉迷在賽馬賭博的玩意上,但整體而言,經濟不景亦窒礙了平民參與賭博的意欲。此外,在爆發普法戰爭期間,Frédérick de Lagrange急不及待拋售大部分自己在法國持有的純種馬,把發展陣地轉移到英國(Ibid.)。

相對而言,在1860年代逐漸把發展重心放在英國的Tom Jennings所受到的影響則較小。在普法戰爭結束後的兩屆雅士谷金盃賽事,他憑藉另一個法國馬主C. J. Lefevre安置在英國賽駒「Mortemer」和「Henry」再度蟬聯錦標。無論如何,普法戰爭的影響較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輕微得多。Frédérick de Lagrange用了時間幾年便在英國成功重整旗鼓,由1876年起成為英國國內的最大馬主,擁有約100匹馬(Ibid.)。1878年,Tom Jennings和Frédérick de Lagrange再度聯手攻下雅士谷金盃(賽駒:「Verneuil」)。

其實,在1870-80年代,法國代表賽駒勝出英國的大賽錦標已不再是甚麼新奇的事。甚至乎,當時開始出現一些法國種馬對後世的影響力比英國的毫不遜色。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由湯馬士.卡特的兒子Thomas Carter Jr. 訓練且持有一半擁有權的傳奇雌馬「Plaisanterie」(當初以825法郎購入)。此駒在三歲時錄得15戰14戰的佳績(Ibid.),包括囊括德國馬壇最高榮譽拜仁大賽(Grosser Preis von Baden)、英國紐馬克特馬場秋季雙料傳統賽事Cambridgeshire讓磅賽和Cesarewitch讓磅賽(首匹贏得此項賽事的法國賽駒)等(THE VAULT, 2018)。此駒退役配種後影響力無遠弗屆,橫跨兩個世紀,例如2013及2014年法國凱旋門大賽冠軍「卓芙」的長線血統正正可追溯至「Plaisanterie」(「卓芙」的練馬師Criquette Head-Maarek是Jennings家族和赫德家族的後裔,稍後將再作探討)(Ibid.)。

法國賽馬的冒起,招致英國不少馬壇人士的震驚和妒忌。他們紛紛指責法國馬圈人士違規使用禁藥摧谷馬匹(Wilkinson, 2007b)。就連一向取態較溫和的英國最大練馬師Matthew Dawson也逐漸視Tom Jennings一干人等為入侵英國的法國人 (Ibid.)。法爾茅斯子爵Evelyn Boscawen則向魯斯上將施壓,要求他爭取法國也全面開放賽事予英國賽駒參與(Ibid.)。受到了英國馬壇人士的排斥,加上年紀開始老邁,Tom Jennings在1880年代中後期開始在英、法兩國馬壇的影響力逐漸下降,最後在1900年12月12日以76歲之齡離世,結束輝煌的一生。

相比之下,集中在法國發展的Henry Jennings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普法戰爭的影響,但憑藉Jennings家族和卡特家族長年在法國累積下來的底蘊,他很快便重新站穩陣腳。1873年,他為12個馬主合共訓練78匹賽駒(Wilkinson, 2007c)。儘管Henry Jennings的性格頗為躁動、不時與馬主發生衝突,但有賴他的髮妻Ann Carter從中調和,使他仍然得到不少馬主的長期支持(Ibid.)。另外,他以不斷嘗試新的練馬方法而聞名(Ibid.)。從練以來,他的最大成就是在隆尚馬場10奪法國準則大賽( Grand Critérium,兩歲馬限賽;尚盧利加迪大賽的前身),海外成績則相形見絀得多 (主要成就為贏得紐馬克特馬場的Select Stakes和Cambridgeshire讓磅賽而已)(Ibid.)。

1887年,Henry Jennings的髮妻以74歲之齡逝世,兩人並無子女(Ibid.)。令人震驚的是,Henry Jennings迅速另娶了他髮妻的年輕侄女Mathilda Watkins,甚至有跡象顯示,Mathilda Watkins在婚禮上已懷有Henry Jennings的骨肉,這可算是一宗驚動當時整個法國馬壇的醜聞(Ibid.)。無論如何,他們的女兒Henrietta Jennings和19世紀末法國馬壇中最成功的騎師(後來成為了著名練馬師和馬主)威廉.赫德(William Head)通婚。透過通婚,赫德—Jennings家族不但在一戰爆發前雄霸法國馬壇,他們的後裔在法國馬壇的影響力一直延續到今天(他們的兒子Alec Head在1924年出生,二戰後成為法國首屈一指的練馬師和育馬;Alec Head的兒子Freddy Head在1960-70年代四奪凱旋門大賽,其女兒Criquette Head-Maarek是世上其中一個最成功的女性練馬師。)(Ibid.)。

此外,華生家族(Watson Family)在1890年代也來到尚蒂伊馬場發展,試圖分一杯羹。基於赫德—Jennings家族的龐大勢力,華生家族來到尚蒂伊馬場初期並未能分到多少甜頭,但後來透過與Cunnington家族的男性George和Elijah通婚後,兩個家族亦逐漸在法國馬壇站穩一席之地(George Cunnington Senior在10歲時被送往法國跟進Tom Jennings學藝,他後來迎娶了卡特家族的Maria Carter)。

為何「凱旋門大賽」成功取代了「巴黎大賽」的地位?

簡單而言,法國賽馬歷史的進程不僅講究純種馬的血統,更與數個賽馬世家錯綜複雜的相互通婚安排密不可分。這種類近政治婚姻的結盟,有助他們鞏固在法國馬壇的影響力,用現今的術語來說,就是「贏在射精前」。

在1900年代,卡特家族、赫德—Jennings家族、Cunningtons家族和Watsons家族成為了法國馬壇的中流砥柱,他們的努力亦拉近了法國賽馬和英國賽馬之間的水準差距,但說到兩者要平分秋色,始終還是相差甚遠。未幾,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法國忙於戰事停辦[了所有的]傳統大賽,這對往後法國賽馬的發展帶來極大影響。法國雖是一戰戰勝國,但戰爭過後,國內百廢待興,賽馬活動也處於低迷期。

由於賽駒的競賽黃金期非常短暫,平均不足兩年,法國停辦賽馬活動的數年間,國內一代頂級賽駒也年華老去。加上一戰時國內育馬者並無精力培育新血,導致戰後的法國賽駒出現青黃不接的問題。

為了重新尋覓優良的種馬,法國賽馬促進會(法國賽馬會前身)在1920年初提議舉辦新一項國際大賽,讓世界各地有配種能力的頂級賽駒參與其中。當時同盟國以巴黎凱旋門作為紀念一戰勝利象徵,該項賽事也名為『凱旋門大賽』,而賽事途程則定為長途賽事中最常見的2,400米。[……]

傳統的巴黎大賽和賽馬會錦標只限三歲雄馬和雌馬參賽,但凱旋門大賽則容許三歲或以上的雄馬或雌馬同場較量,相形之下後者更具代表性」(楊庭輝、郭文德,2017,頁B17)。如是者,凱旋門大賽逐漸取代了巴黎大賽成為了法國地位最高的草地大賽。

更值得強調的是,在設立凱旋門大賽前,歐洲馬壇一直認為英國大賽的含金量比法國的高出一籌,由法國馬圈人士不時安排最頂級的法國賽駒到英國角逐大賽以證身價便可見一斑。然而,舉辦凱旋門大賽逐漸扭轉了這種約定俗成的觀念,可說是法國賽馬發展進程的其中一大分水嶺。兩年後將是凱旋門大賽設立100周年(因二戰關係,1939年和1940年停辦此賽),有機會再跟大家探究這項大賽的歷史。

花絮:凱旋門大賽名人堂

Charles Semblat是首個以騎師身分三奪凱旋門大賽(1927、1931和1932年),且能夠衛冕這項錦標的騎師,他退役成為練馬師後,更再四度染指凱旋門大賽(1942、1944、1946及1949年),可謂是「騎而優則練」的佼佼者。

但單論從騎生涯的戰績,Charles Semblat並非是最出色的一位,因為其後有數名騎師能夠四奪這項大賽。當中,Jacques Doyasbère在1951年成首個達到此舉兼曾衛冕這項大賽的騎師(1942、1944、1950及1951年),其後再相距廿八年,才有一位名為赫德的騎師能夠四奪凱旋門大賽,但他並未能同時做到衛冕這項錦標的壯舉(1966、1972、1976和1979年)。

直至1980年代,騎師魏德禮改寫了這項賽事的歷史。他在1980年至1987年四度勝出此項大賽,並且在1985年至1987年期間,成為首個完成三連霸壯舉的騎師。

其後,柏兆雷亦能做到類似的壯舉。他先在1996年至1998年完成三連霸,然後在2012年夥拍「蘇林美亞」第四度四奪凱旋門大賽。不過他由第一次至第四度贏得此項錦標所花的時間遠超於魏德禮所花的。

2018年,戴圖理破天荒成為首位能夠六奪凱旋門大賽冠軍的騎師(「臨泰來」(1995)、「生氣」(2001)、「馬威霸」(2002)、「金號角」(2015)和「成全寶」(2017,2018))。

無論如何,歷來只有極少數騎師能夠在這項歐洲最高級別的草地大賽奪魁而回。事實上,當今歐洲兩大高手莫雅和蘇銘倫迄今也只能勝出兩屆凱旋門大賽,足見這項大賽的競爭程度是何等的激烈。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參考資料:
香港賽馬會(2005):〈隆尚馬場〉,載《香港賽馬會網頁》,2005年9月29日
楊庭輝、郭文德(2017):〈綠茵闖蕩 卻闖不進凱旋門關〉,載《香港01周報》,2017年10月9日,頁B17。
環中馬術(2016):〈法國人的賽馬文化〉,載《環中馬術》,2016年5月10日,擷取自:http://www.cchorse.com/cnnews/a/2016-05-10/7417.html
趙春江(2011):〈法國的賽馬業〉,載《現代賽馬》,北京:中國農業大學出版社,頁107-114。
Charlie(2013):〈隆尚賽馬場〉,載《第1賽馬網》,2013年11月29日
THE VAULT. (2018). Horse racing past and present. THE VAULT, 30 August
Wilkinson, David. (2007a). Les Anglais in France: Introduction. Thoroughbred Heritage
──. (2007b). Les Anglais in France: Cross-Channel Exchanges. Thoroughbred Heritage
──. (2007c). Les Anglais in France: The Families. Thoroughbred Heritage

作者按:本人早前接受第2595期《明報周刊》(2018年8月4日)有關賽馬與動物權益的訪問,惟報道中有三點與本人所表達的有些出入,特予以澄清:一、本人在小學時已發現勝出的頭馬與血統有關連性,而非中學時才發現;二、文中引述本人曾聽聞有研究指,「超過1300磅的馬匹,跑三次後,馬腳就無法承受」,但記憶所及,本人的說法是「我聽過另一種不成文的說法是,超過1300磅的馬匹,很可能跑幾次後,馬腳就無法承受。」畢竟,香港現役馬中有一匹逾1300磅的賽駒,名為「平湖之星」,在受訪期間,該駒已在港出賽11場,本人當時亦有提及相關的反例;三、文章引述本人描述「明月千里」的例子時出現了少許技術上的錯誤,正確陳述應為:「……不過,另有例子,馬匹在陣上雖然自知不妥(感痛楚),但仍會盡力跑畢全程,像『明月千里』,今年3月跑香港金盃,最後直路階段不適,但仍然捱到終點,賽後被發現流鼻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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