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說－殷琦字〉
請原諒我的涼薄，但如今中國內地面對的宗教壓逼，或是中國人民的共業。
自70年代改革開放，中國把政策重點都放在經濟增長上，隨時日過去，人民有著直接的經濟受益；加上文革餘孽思想未除，在禮崩樂壞的文化成長下，造成這一代的道德墮落。他們放棄民主自由等崇高的道德理想，信徒亦認為政教可以分離，總之自己能安然發展基督教便可（這裡是指三自教會而非家庭教會）；但，不是的，當我們沒有民主自由，一旦極權進行鎮壓，基督徒根本無路可逃－悔不當初的是，為何中國基督徒當初，就不明白這一點？當然你可以認為，「無三自教會，基督教都不能遍傳啦」，但，當現在教會連十字架都唔俾掛、要掛習近平幅畫，我想問，基督教仲係咪基督教？
基督教要在一個以極權操控人民、意識形態有問題的國家下苟延殘喘，當中很多宗教的核心價值，都不能倖免的被扭曲。這，意外嗎？還看三自教會倡導者吳耀宗（1893－1979），於1951年7月發表「共產黨教育了我」一文，言「在過去三十年中，我的思想經過兩次巨大轉變，第一次接受基督教－－從懷疑宗教到信仰宗教；第二次，接受了反宗教的社會科學理論，把唯物論思想同宗教信仰打成一片」（註1）。還看今天發展之勢，也許一切只是「其來有自」罷。
那，面對內地的宗教鎮壓如狼似虎，香港的基督徒可以如何自處？下文續談。
（註1）維基百科－《三自愛國教會》
〈字袁－袁天佑〉
唸神學時，有機會多研究中國教會歷史，但此後，除牧會外，興趣多集中於聖經研究，所以你若有興趣了解教會歷史，特別是中國教會歷史，真的要請教邢福增和梁家麟二人了。
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自唐代景教開始至今，有興有衰的時期，但總體而言，可以說是「苦難重重」。對基督教的逼迫，實不只是在近代中國赤化之後。
基督教在中國，究竟怎樣才是興旺和順暢，怎樣算是失敗或遭遇困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問題不單是教堂和教友人數的多少，也涉及基督教要怎樣回應文化、政治、經濟、社會、科學、教育等⋯⋯。過去，基督教在中國遇到的問題很多，例如禮儀、祭祖、外強入侵、不平等條約⋯⋯等。
1949年後，共產黨取得中國的管治權。一個無神論的政黨，對基督教自然會加以管制。面對當日的處境，當時有大家所認識的人，例如王明道、倪析聲、吳耀宗、趙紫宸、吳雷川⋯⋯等，在轉變中的中國，基督教怎樣去回應，他們都有不同的看法。有堅持不妥協的、只看重救贖人靈魂的福音的、有關心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有關心基督教的精神與中國國情的關係、有關心基督教怎樣可為建設新中國⋯⋯有積極推動發起三自愛國運動，也有反對的。這些回應實在是多元化，實在值得我們去了解。
很多人都會說，「三自教會」是向邪惡政權妥協，甚至是官辦的教會。我個人不敢這樣評論，因為在過去幾十年，中國基督徒實在遇到很大逼迫。文化大革命後，教會要怎樣存活下去？面對今天拆十字架拆教堂等，基督徒又怎樣回應？誠如一位生活在內地的王怡牧師所作的，他打算與中共對抗到底，但他又說：「這些做法都基於我的『保守的福音派』的立場及『加爾文主義』的神學。這並不意味着一個忠誠的和歸正的傳道人或基督徒，都必須如此行。因為處境和負擔不同，在這場屬靈的爭戰中，上帝會賜給忠貞的兒女們不同的責任和做法。」
當然我們可以不同意國內一些基督徒的回應，但個人覺得站在國外，我們容易批評。我不會多加批評或反對他們。我亦不能這樣說：今天國內信徒所面對的困境，部份是信徒向共產黨的妥協。我只會有三點回應：一，宗教和人權的自由，不應有政權予以限制和干預；二，今天我們仍生活在有點自由的社會，應積極表達對國內受限制甚或被逼迫的信徒和國民，表達我們的關懷，甚或是對政權說「不」；三，生活在香港，我們怎樣活出我們的信仰？
〈殷琦按：「共業」乃佛學名詞，有「共謀而最後招來的惡果」之意。作者意指，如今眾人面對拆十字架之「果」，跟內地基督徒的政治取態（「因」）、也脫不了關係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