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片由Edwood Yung提供
早前受香港藝術家工會（下稱「藝工」）邀請，在藝工講座《藝術家齊搵食之講心講金要小心》中，分享藝術家搵食須注意的法律問題。
在此之前，我一直義務協助處理藝工轉介的個案。個案有些是藝術家與中介人糾紛，有些是藝術家本身內部矛盾。一般打工仔尚有勞工合約，藝術家貴為自由身，雖然工作較為彈性，但保障也因而比一般勞工更少，如果不由藝工綜合處理，有時遭遇還「慘過打工」。
藝術家常見糾紛
要避免糾紛，其實應該從訂立合約做起，任何工作要求應一早提出，而不是事後爭拗。大家也能想像，不少藝術工作者經常遇到版權問題。藝術家的創作，版權確然是屬於藝術家本人。不過，如果是受委託而生產的作品呢？如果版權協議入面不寫明，版權卻會落在委託人手上。簡單說，麥迪奇家族委託米高安哲羅做油畫，如果協議沒有特別寫明版權屬於米高安哲羅，那麼畫完成後，版權就是屬於麥迪奇家族的。如果早在開始階段便留意到這問題，並議定版權誰屬，便不用事後爭拗。
另一類常見的情況是，藝術家申請基金進行某個項目，中途出現糾紛。這類項目因為由基金撥款，理論上合約由基金會一方擬備；而藝術家方面，則不論藝團的人數多少，都沒法與基金方面爭取改動。到真正執行起來時，又因為實力太懸殊，財雄勢大那方要拖延、不付款、不完成計劃的話，藝術家這方有時不一定知道該如何追討。
當然有不少個案是藝術家與中介人或策展人之間的糾紛，種類和花樣更是層出不窮，樣樣新鮮。在藝工邀請我出席分享前，我曾請工會代為收集各位藝術家的疑難雜症，希望可以為大家編寫一份章程或是合約的樣本，讓藝術家可以在簽立合約時參考。
結果令我有點意外，不少藝術家反映的問題，竟令我一時間無法做出整合的合約樣本。原因是藝術家的工作實在包括太多範疇，包括影像、雕塑、行為藝術等等多種的產品，有些有形、有些無形；而藝術家與他者合作的模式也極為多樣，有人直接售畫予畫廊，有人寄賣，事成才拆賬，有人直接讓對方買斷自己某一個年份的作品，總之「成個人被人包起」便是了。
製作大型作品時，團隊部分人構思，另一部分人採購及執行，事成後往往對「誰更出力」這問題有不同看法。這些因素都是令我無法立即為藝術家們提供很多即食標準條款（standard clause）的原因之一。僱用行為和人性的複雜，並不是藝術家之間無法立約的藉口。法律的出現，尤其是合約法，恰恰是為了解決人的複雜行為而設的。有藝術家反映，藝術的創作有時十分虛緲，不知如何白紙黑字地放在合約中。
我的執業經驗告訴我，比起藝術創作更虛緲的商業行為（例如發行虛擬貨幣），也能透過訂立合約去完成。即使龐大如荷里活的電影，生產過程涉及的部門、國家、人事之多，也是錯綜複雜，但一個成熟的電影工業，卻是有能力以合約把這些事宜管理得井井有條。
簽立合約別要難為情
事實上，藝術家之間更需要的是成熟的工業文化。不少藝術家目前仍為開口要求雙方簽立嚴謹合約而感到難為情，原因之一是行業一向沒有這方面文化，因此個別的畫廊或中介對於認真處理，不情不願，但誰也逼不了他們。
如果藝術家整個行業能更加着重嚴謹的立約，個別單位就難以任性不跟從。這方面，目前香港終於成立了藝術家專屬的工會，實在十分進步，這有助藝術家之間團結，結果也會有助個別的藝術家在工作中維權和爭取改善待遇。
眼前藝工可以做的，便是繼續整合行業個案，諮詢法律意見後，整理出通用的合約樣本，並按不同情況製備個別條款，之後勤辦講座、教育活動，務求在行業中建立共識和普及協議文化。當每位藝術家都堅持工作要簽約、雙方要按章，在群眾壓力之下，個別中介或基金金主，甚或公營機構、博物館要欺壓藝術家，也較難成事。
除了藝工要努力，我更看到藝術家團結起來的急切需要。不少向藝工求助的個案，事主事前都不是藝工會員，出事之後發現求助無門，才終於找上藝工，這點並不健康。工會與藝術家之間是互相支持的，愈是個體戶及零散的藝術家，愈應該加入並壯大藝術家工會，以保障自己。
不少普通人和藝術家都會誤會藝術是清高離塵的，因此忌諱簽約講數這些市儈商業行為。其實，工作協議有助交代雙方的期許，分清權責，反而令合作關係更易維繫。希望藝工在此之上繼續努力，帶領行業在制度上邁向成熟。
作者為執業律師
文章刊於2018年11月19日信報專欄。本欄逢周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