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余英時回憶錄》，余英時先生憶述了一段從未公開的內容。
原來他在1949年在燕京大學就讀時，歷史系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積極爭取他入團。最初余以「不夠資格」婉拒，但後來在團方多番努力下，終於在11至12月間答允入團。原因是：（1）性格弱點，無法拒絕；（2）虛榮心，認為既然團方積極爭取，便產生「自我陶醉的心理」。他嘗形容，入團一事，令自己在精神上發生「變異」：（1）感染了一種宗教式的狂熱情緒；（2）「左傾幼稚病」。兩者又相互支援。
他分享了一真實經驗，在1949年12月底，接待了一位來自徽的同鄉，這人是牧師，提及家鄉教會受地方幹部逼迫情況。余沒有待對方說畢，即按「宣傳八股」，「聲色俱厲地駁斥」。他事後的檢討是：這「讓我認識到人心中深藏著種種邪惡，一旦釋放出來，整個人一定會被吞蝕掉。也由於有此體驗，我才對文革時期的『紅衛兵現象』有比較深刻的理解」。
1950年1月，余到香港探望父母，原計劃待寒假後回京。但因家事，向燕大請假至9月復學。當時父親極欲余能留下來，余在情感上也想留下，但在理智上卻認信，「只有中國本土才是我安身立命的所在」。終於在8月底獨自坐上廣州的火車。
按計劃，火車到廣州後即接上另一北上火車。沒料到，車在石龍小站發生故障，他只能改乘明天的北上火車。就在石龍的幾個小時，余的思想又發生「變異」，根本地懷疑回北京的決定。
他再三反思，認為自己太自私，沒有考慮父親的處境。同時，又想到「回中國本土，為自己國家盡力」的想法太抽象，「我的父母即是中國的一部份，正迫切需要我的照料，我若捨此不管，還談甚麼為中國盡心盡力？」這時，韓戰局勢已令中港邊境緊張，日後再訪香港機會十分渺茫。念及此次「生離死別」，悔心不禁大起。
但他又想到自己是「團員」，要為實現新民主主義努力。不過，余認為團員人數眾多，「少我一個似乎無足輕重」。於是，在廣州便毅然回到香港。
這個決定，無疑徹底改寫了余英時的一生……
歷史沒有如果，但如果他回到燕京，在火紅年代的政治運動下，他會變成一個怎樣的人？也許，他的左傾狂熱在那片土地上，會讓他完全改變過來，人性內心的邪惡會釋放出來，成為火紅的一代；也許，在政治運動中，他再經歷天人交戰，但個人的覺悟終仍受時代制約，痛苦一生。無論如何，可以肯定，今天，我們將無法讀到《歷史與思想》、《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等等著作……
極權時代對人性與良知的扭曲，對自由精神價值的打壓，摧毀了一整代人的心靈，徹底中斷了中國的人文傳統……這是無可推諉的事實，也是必須汲取的教訓。
昔日的香港，有幸成為這群流亡者「為往聖繼絕學」之地，今天，卻又面對極權政治的衝擊……
余英時的學術成就，可說毋庸置疑，但不要忘記，他反對「極權政治」「一黨專政」的信念，也彰顯出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看來，這也跟他早年這段經歷，也有密切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