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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福增

土生土長香港人,有志於中國基督教及當代中國政教關係研究。從事神學教育工作二十多年,現任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網誌

政經

如果余英時搭了北上的火車……

如果余英時搭了北上的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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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余英時回憶錄》,余英時先生憶述了一段從未公開的內容。

原來他在1949年在燕京大學就讀時,歷史系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積極爭取他入團。最初余以「不夠資格」婉拒,但後來在團方多番努力下,終於在11至12月間答允入團。原因是:(1)性格弱點,無法拒絕;(2)虛榮心,認為既然團方積極爭取,便產生「自我陶醉的心理」。他嘗形容,入團一事,令自己在精神上發生「變異」:(1)感染了一種宗教式的狂熱情緒;(2)「左傾幼稚病」。兩者又相互支援。

他分享了一真實經驗,在1949年12月底,接待了一位來自徽的同鄉,這人是牧師,提及家鄉教會受地方幹部逼迫情況。余沒有待對方說畢,即按「宣傳八股」,「聲色俱厲地駁斥」。他事後的檢討是:這「讓我認識到人心中深藏著種種邪惡,一旦釋放出來,整個人一定會被吞蝕掉。也由於有此體驗,我才對文革時期的『紅衛兵現象』有比較深刻的理解」。

1950年1月,余到香港探望父母,原計劃待寒假後回京。但因家事,向燕大請假至9月復學。當時父親極欲余能留下來,余在情感上也想留下,但在理智上卻認信,「只有中國本土才是我安身立命的所在」。終於在8月底獨自坐上廣州的火車。

按計劃,火車到廣州後即接上另一北上火車。沒料到,車在石龍小站發生故障,他只能改乘明天的北上火車。就在石龍的幾個小時,余的思想又發生「變異」,根本地懷疑回北京的決定。

他再三反思,認為自己太自私,沒有考慮父親的處境。同時,又想到「回中國本土,為自己國家盡力」的想法太抽象,「我的父母即是中國的一部份,正迫切需要我的照料,我若捨此不管,還談甚麼為中國盡心盡力?」這時,韓戰局勢已令中港邊境緊張,日後再訪香港機會十分渺茫。念及此次「生離死別」,悔心不禁大起。

但他又想到自己是「團員」,要為實現新民主主義努力。不過,余認為團員人數眾多,「少我一個似乎無足輕重」。於是,在廣州便毅然回到香港。

這個決定,無疑徹底改寫了余英時的一生……

歷史沒有如果,但如果他回到燕京,在火紅年代的政治運動下,他會變成一個怎樣的人?也許,他的左傾狂熱在那片土地上,會讓他完全改變過來,人性內心的邪惡會釋放出來,成為火紅的一代;也許,在政治運動中,他再經歷天人交戰,但個人的覺悟終仍受時代制約,痛苦一生。無論如何,可以肯定,今天,我們將無法讀到《歷史與思想》、《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等等著作……

極權時代對人性與良知的扭曲,對自由精神價值的打壓,摧毀了一整代人的心靈,徹底中斷了中國的人文傳統……這是無可推諉的事實,也是必須汲取的教訓。

昔日的香港,有幸成為這群流亡者「為往聖繼絕學」之地,今天,卻又面對極權政治的衝擊……

余英時的學術成就,可說毋庸置疑,但不要忘記,他反對「極權政治」「一黨專政」的信念,也彰顯出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看來,這也跟他早年這段經歷,也有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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