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朱凱廸被DQ並不意外，但仍然相令人感到氣餒。
雨傘運動終結後的社會運動空間越來越細，加上香港在傘後跌入「最後一戰」的危機思維當中，事事追求快速見效的行動，於是議會政治「順理成章」地成為反對力量的最佳出路。
我一向對這路向有保留，不是說議會之路不可以走，只是我深信這條路遲早會成為倔頭路，我們必需及早探索抗爭的新路向，而對議會政治的迷戀會壓抑破釜沉舟尋找出路的決心。另一方面，繁瑣又官僚的議會邏輯不易適應，隨時會壓垮由街頭力量出身的議會素人，也會減少他們在其他範疇的參與。當然，說易行難，議會以外的確難有出路，就算積極探索其他可能亦未必成事，不同路線的抗爭力量皆陷於不能動的狀態，議會政治有其吸引之處（尤其是資源方面），這條路怎會可走而不走﹖
雖然對議會之路有保留，但從現實看是唯一的選擇。然而，我們都低估了這條路的難度與高估其長遠效果，因為大多數人都低估了中共對雨傘運動的戒心。在雨傘運動後，曾俊華在特首選舉中可謂贏盡民意，但林鄭月娥還是高票贏出。那時很多時事評論員指曾俊華勝出的話可以帶來轉變，但我們可以倒過來閱讀—在習近平稱帝、全方位打壓傘運的背景下，只有願意全心承接中共任務的人才能贏得選舉，亦同時反映中共對民意的漠視已經到了頂點，政治穩定的任務壓倒一切。另外，中共在西藏及新疆、甚至全國（709大抓捕）的監控有增無減，香港不能獨善其身，民意根本無足輕重。以這角度看，政府DQ議員就毫不意外，亦意味着議會政治之路一早已經到了盡頭。
DQ開始、街頭抗爭力量冷卻，抗爭力量自此重新跌入不能動的狀態，眼前滿是「此路不通」，同時氣餒、憤怒的情緒沒有出路，抗爭力量陷困獸鬥。這種焦慮導致的最明顯現象是抗爭力量攻擊的對象由建制派慢慢轉向抗爭力量裡的其他立場，其中焦土策略可謂這邏輯的極致，將攻擊的對象集中於傳統民主派。不是說傳統民主派值得支持，但對他們的攻擊與對建制派的攻擊合乎比例嗎﹖攻擊的先後次序合理嗎﹖焦土對抗爭策略有何利弊﹖這些都值得討論，但抗爭力量之間再沒有討論空間，焦土策略更像是情緒發洩，因為在攻擊傳統民主派時至少會得到回應，建制派卻更像不倒的巨人。這些現象都是難以拆解的困局，不是高舉「團結」、大喊「檢討」就可以梳理的死結。
正如之前談李卓人敗選的拙文所言，一直抗拒年輕力量、新思維的傳統民主派要為這些死結的出現負很大責任，現在才說檢討、要了解本土派的想法實在為時已晚。為時已晚，因為全球的政治潮流都開始對政黨失去信任，政治素人是由這份不信任產生出來的重要現象。民主派的迂腐在這個環球潮流中走得更前，香港人對政黨的信任度更低。本土派的出現不單建築於政治素人的大潮流，還有更具彈性的組織方式，與傳統政黨不同—圍繞少數知名度較高的政治人物建立，不需要架設持久、複雜的機制，因為他們參與地區工作的程度相對較低。本土派的政治理念多元而複雜（因此過去經常出現分裂），這種較彈性的組織方法有利各力量摸索路向，亦有助高速動員。除了政治理念、歷史因素，這種組織文化亦減低傳統民主派與本土派合作的可能。
我沒有解救良方，但我認為抗爭也許有如足球，打漂亮的進攻足球固然賞心悅目，但如果目標是勝出比賽、全取三分，順着比賽發展，沉住氣打防守足球也是一種策略。在2003年以降，抗爭力量打了一場又一場進攻，當中有賞心悅目的（尤其是本土派），也有結果不如理想的，但漸漸地我們以攻為守，即不再重視防守，也再沉不住氣。本土勢力就是憑進攻戰略冒起，其相對具彈性的組織方式也是基於進攻風格而生成，由光復行動開始打入議會，都是一場又一場亮眼的進攻。現在走入困境，進攻的板斧失靈，既然沒有防守經驗，只好將進攻的對象轉移，陳腐的民主黨等就是最佳目標。然而，攻擊民主派可以讓他們支持者倒戈嗎﹖這種進攻也維持了好一段時間，抗爭有往更強壯的方向走嗎﹖同樣地，民主派以「老大哥」的過氣身分去「理解」理念多元的本土派，又同時，又能夠籠絡他們的支持者嗎﹖進攻不是唯一的手段。
如果進攻就是發起一場具壓逼力的抗爭運動、勝出一場選戰，防守就是為運動打造條件。雨傘運動結束後，因為運動的理念無法說服大多數香港人，深耕的想法才會應運而生，希望將傘運的理念帶到不支持傘運的人群裡。換個角度說，走向社區、堅持深耕是為日後的所有運動製造更好的條件。然而，傘後的深耕文化被冷待，大量地區工作模式因爲粗淺地與「蛇齋餅粽」掛鉤而被忽視，因此新政治力量走不入舊社區。先進的想法沒有耐性尋找啟蒙的路徑，堅持啟蒙的又得不到足夠資源......雨傘運動結束四年後，這些防守工作變得不流行，傘後組織接連消失，堅持着的經營環境艱苦，當年希望將傘運精神帶到所有香港人的野心也消失得無影無蹤。常說毋忘初衷，我們忘記的其實不少。
四年前的啟蒙，今日變得不入流，但其實四年前那些我們渴望說服的人，正正是今日選舉裡面所謂的「鐵票」與中間選民。值得留意的是，如果借用意大利思想家Antonio Gramsc對「常識」與意識形態的分析，很可能中間選民的立場並不中間，依仗所謂「常識」去投票的他們很可能是右傾，即是較容易接受建制派的論述。要鬆動他們想法的工作不容易，需要長時間的防守工作，但傘後防守工作退潮，惡果重新出現在選舉裡，如今DQ再次建築新「常識」，讓抗爭的理據更難傳到大眾裡，防守工作不夠力量......香港跌入了這個惡性循環，威權就有更大活動空間。
要學懂防守，先要學懂臨危不亂。不要再陷入「最後一戰」的思維陷阱，即是不要草率高呼「民主最黑暗的一天」，香港未來還有很多條戰線，仗要一場一場地打，戰線要一條一條地守。逼自己走入絕路的話，就像一支落後兩球的球隊，守門員在最後階段也要上前助攻，只是放手一搏，但隨時招致失球；如果還有4500分鐘要踼，多守一會就是守住生機的方法，也是尋找反擊空間的部署。香港近年還有很多在做防守工作，土瓜灣的維修香港、傳真社、各大網媒、流動共學、本土研究社、地區報......如果每一條戰線都要守，除了走進絕路的議會政治要守，這些防守戰線就更加要守。如果暫時未找到進攻的法門，就應該花更多氣力去支持這些防守工作，並在實踐中尋找更多可能性。
DQ朱凱廸基本上正式將議會抗爭政治劃上句號（儘管我認為這句號在林鄭當選或第一次DQ開始已經劃上），「鐵票」與中間選民沒有半點動搖，香港的抗爭條件愈來愈差。要守、要沉住氣都是很老土的說法，更不是新政治的語言，說到底「防守」與「捱打」只是一線之差。日後的事情我們無法猜想，但就算是「捱打」也不可以放棄製造抗爭條件的空間，儘管未必有即時成效。越氣餒就越要守下去，至少我們可以在堅持間看到彼此，這是我的亂世備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