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馬倫巴》是我最喜愛的電影之一，到看到《去》編劇羅拔．格里葉執導筒的《越歐快車》，同樣是挑戰（當時的）傳統敘事，遊戲味倒更加濃。
其實觀看《馬倫巴》時嘗試弄清楚故事的思考、以至當中不停出現的「牌戲」（「我可以輸，但我經常贏」），似乎都是對我等觀眾的一再邀請，一旦進入，就在遊戲。能稱這種觀眾與創作者的關係作遊戲嗎？《越歐快車》可說更為明顯而全面地用電影媒介去「玩」。
《越》由開始已經在玩：三個火車客傾談，「不如拍一部叫《越歐快車》的電影」，電影隨即開始。映後談指出，這三個火車客正是主創團隊成員！驟眼看來，隨後的「戲中戲」也是這三個人的沿路創作，三人互相對各自創作的情節作評價，甚至因為不合理就說「當我沒說過」「把整段刪掉吧」，我等觀眾旁觀的，莫非就是這段創作過程？
但觀眾看到的「創作過程」，也只能是預先寫好的劇本吧？而在毒販Elias的故事之中，全無意義、完全犯駁的情節有之，亦是因為「火車客敘事」本身使我們相信他們只是在胡鬧——被設計好的胡鬧。於是那些無厘頭的對白與設計竟然如棟篤笑的punch一樣，設計好了，就要你笑。
「我是個殺手。」「職業的嗎？」「不，業餘的。」
那張在酒吧裏沒有洞的「桌球枱」相當有趣，也彷彿在暗示，要確實地在這部電影找出唯一的、最真實的「解」，就如在那桌球枱的遊戲一樣不可能。但當中玩弄敘事與類型，看起來有所關連的「線索」，卻也在在誘惑觀眾作出解讀，觀影樂趣相當大。
用今日時髦的說法，這樣又能不能說是「燒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