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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劍華

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網誌

政經

所謂的「管治新風格」

所謂的「管治新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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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退休年齡、退休保障、社會保障的種種問題,在人口老化加快的前提下,確實是一些嚴肅的政策議題,需要小心辯證、詳細討論,並要為長遠方案及可行性作出研究與安排。不過,在沒有全盤計劃之前,一下子就把綜援計劃中的長者個案類別的合資格年齡由60歲提升至64歲,顯然就是一個很草率,很不負責任的決定。

站在林鄭月娥等人的角度來看,把合資格的年齡由60歲講你65歲可能確實只是與其他領取老人福利的資格限制看齊。 而且受影響的可能只有二萬人,說政府要以這個方法來省錢也缺乏理據。每年區區一兩億元,也幫補不了政府填海那幾千億多少。

把這一次的做法說,說成是與國際慣例的把65歲(或以上)作為退休年齡,又或者說與香港其他長者福利的合資格年齡睇齊,這驟眼看似合理,實際上首先是暴露了香港在政策上的一個重要缺陷。香港幾時有過一個法定的退休年齡?

正是因為缺乏這一個法定的退休年齡,才會令香港一直未能就退休保障體系建立共識,政府也不斷避開了要為長期人口老化進行規劃一個主要主因。今天差不多有六分之一長者需要倚賴長者綜援去維持退休後的生計,正是這一種缺乏長遠承擔及政府不願作長遠規劃的結果。

政府確實在2003年第一份人口政策報告書提出應該把退休年齡推後到65歲。但這個說法在沒有法定退休年齡的前提下,究竟有什麼意義?就連政府自己,都只是近年才容許新入職的公務員把退休年齡延至65歲。換言之,就算公務員,全面落實65歲作為退休年齡也要多等40年之後。至於私人機構,根本就沒有一個人人都要遵守的退休年齡界線。這個現象造成的結果,是今天在部份人力需求緊張的行業,不要說是65歲、70歲、甚至更高齡都可以繼續工作下去。而缺乏退休保障,也令到繼續工作下去變成必要。

綜援根本就不是退休金,但綜援又確實變成了部份人唯一可以賴以維生的退休收入。在社會保障的體系中,綜援是一種「公共援助」、是一種「救濟」。受惠者要接受定期的審查,要證明自己沒有資產、沒有多少儲蓄、也不會有其他收入。從1971年開始,綜援就是一個為「最不能自助者」提供「臨時性」的、「過渡性」的、「最基本」的社會救濟網。如果有選擇,有幾多人甘於在60歲時退下來,就拿那三千多元的退休綜援來維持生計?

過去30年,政府經常把人口老化說成是洪水猛獸,呼籲社會及早準備,又說會對政府構成沉重的負擔,更說政府每花五元便要把其中一元用在長者身上。但政府有就退休保障問題作出個合理的規劃嗎?政府有因應2003年後先後發表的幾份人口政策報告書屢次提及的人口老化及其影響作出長遠的構想嗎?2016年底政府進行了半年的全民退休保障諮詢,還邀請港大榮休教授周永新出山進行了一個獨立的研究,後來林鄭月娥有如何對待周教授那份報告書?到了今天,就連土地開發工作小組發表報告書之後,大眾的其中一個着眼點竟然是該小組的主席有沒有變成「周永新第二」,這個現象不是說明了很多問題了嗎?說特區政府的施政走向沉淪,甚或認為以往對AO的行政規範,已經逐步變成共產黨式的官本位及幹部體制,絕對不再是杞人憂天。

局長在電台節目中說,有關的建議其實已經討論了兩年,或者在兩年前已經有了決定,絕對不是突然推行。但既然兩年前也有幾位議員在財政預算案的致謝動議中提出了相關的修訂動議,2017年立法會社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也曾經通過了張超雄議員提出的反對議案,政府基於什麼理由可以完全漠視這些反對意見?政府又憑什麼可以完全不回應立法會作為民意機關在政策醞釀過程中作出過的民意表態?

林鄭月娥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中,竟然把議員有份通過財政預算案的致謝動議扭曲說成是等同通過了把長者綜援的退休年齡提高至65歲,除了迴避了上面提出的問題之外,也顯然是要強把議員拉落水,為政府的不負責任製造藉口。

林鄭月娥口口聲聲說的「管治新風格」,可能就是這種施政的隨意性及獨斷作風。說到尾,這只是香港的文官制度與中國大陸的威權體制逐步合模的情況下,林鄭月娥及其領導的所謂港人治港政府,帶領香港行政倒退的其中一步而已。

政府在處理相關問題上手法,也只是再一次反映現行的政治及決策體制,根本不足以有效管理好香港這個社會。長此下去,香港的沉淪可能真的是一個無法挽回的趨勢。而沉淪的主要原因,正正在於施政及公權力個行使,已經完全失去了章法,與講求規範及可預測性的公共行政觀念背道而馳,越走越遠。殖民地時代港英政府建立起來的一套較為理性的決策邏輯及施政規範,可能真的在主權移交超過二十年的今日回歸隨意以至野蠻。這個事實不會因為國家領導人近日再度向台灣販售一國兩制就可以掩飾。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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