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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劍華

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網誌

政經

誰人不是在為這樣的政府捱義氣?

誰人不是在為這樣的政府捱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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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人員要以集會形式表達他們的不滿,已經不是第一次,也肯定不會是最後一次。

這一次只是一個十分溫和的表態行動,不是工業行動。香港人都應該重視這一次事件所表達的訊息。

或許有人會說,作為人本服務專業的醫療服務從業員、社會福利工作人員、及教育工作者,當然都要根據其專業操守,保障其服務受眾的福利與利益,更不能以損害市民的方式來爭取本身利益。但應該知道,這一次前線醫護人員不是要爭取提升其薪酬福利及其他利益,只是要求政府正視長期人手不足及體制不善所造成的工作壓力問題。

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要捍衛的,正正是一眾病患者及香港人的利益所在。無論陳肇始局長所謂的「捱義氣」是什麼意思,作為向公眾提供醫療福利等等相關事務的從業員,根本無須局長及政府提點,大部分人一向都不介意為這個社會作出承擔,有時就算要捱一點義氣也不見得有太大的埋怨。當年內地雙非來港產子事件的迫爆產房,到專科醫生紛紛逃離公營醫療系統,再到近年每年總有兩次甚至三次的流感高峰期,那一次不是要醫護人員捱義氣?

政府說融合教育是政策目標,便把一些根本無法從融合教育中得到好處的學生都一股腦兒的放在普通學校之內,教師一方面又要趕課程,一方面又要爭取學科成績有表現,另一方面又要處理好那些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政府有什麼理由要求老師長期為這一種政策的偏差,捱無休止的義氣?

很多社會工作者,面對輪候長者社區服務的名單,看着很多輪候人士無助的處境,面對社區支援服務不足,長者在社區輪候支援服務,有一些仍是要有長達一年的等待期,有幾多人會明白他們自己心中的無助感與不安。而且,很多社會工作者自己同樣也是在一筆過撥款機制下受盡剝削,面對不合理的工作環境,政府卻把這一種形式的捱義氣看成是理所當然。

在政府堅持一筆過撥款機制動不得的前提下,很多接受資助提供指定服務的非政府機構前線員工,跟醫護人員其實同樣是面對長期持續的沉重工作壓力。如果醫療服務界的員工還算可以得到與政府同工同酬的工作條件,尚且覺得政府叫人捱義氣是道德勒索,那些在福利機構的前線員工又真的是情何以堪?

人手的不足、工作的壓力、體制的落伍、政策的不合理、資源的短缺、及服務潛在對象人數不斷增加、社會期望也在上升等等,都是很多公共服務從業者面對的問題。超時工作,有補水的加班、冇補水的遲下班,把工作帶回家,都是很多公共服務提供者的生活常態。面對政治生態的轉變,市民權利意識的提升,投訴文化的轉變等等,有那一方面令醫護界、社福界、或教育界出現過拒絕捱義氣的事件?

他們有像某些紀律部隊,年年要求檢討薪酬機制,提升福利水平嗎?他們有要求過政府搞些甚麼「辱醫罪」、「辱社工罪」、「辱師罪」嗎?

長期服務香港市民的,不只是經常顧影自 high 的特首及其管治團隊,也不是那些個個月逗納稅人幾十萬又動輒帶着服務社會的光環向其他人指指點點的政府高官。各人都有其各自的社會承擔,每一個行業的從業者在拿了薪酬之後,都知道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和職責。不是說沒有人吞噗偷懶和推卸責任,但眼見也真的有太多人本專業服務的工作者,本着其道德責任及專業操守,勤勤懇懇、盡忠職守地做好自己份內事,有時也為社會的問題、社會的轉變,及政策的不善作出了不同程度的承擔。政府不應視之為理所當然,也不應以各種理由要求不同的專業要無休止地為政府失誤或政策的不足來捱義氣。政府的責任是保證各種公共服務能夠在一個合理的制度下操作,也要保證參與提供這些服務的從業員能夠得到合理的工作條件及環境。

服務提供者是不是需要在不合理的情況下捱義氣,就絕對不能夠只訴諸道德訴求,也不應成為慣例,而是要公道合理。而且,這一種捱義氣要捱到幾時?

更有甚者,在捱義氣的又豈獨是面對沉重人手壓力及資源不足的相關部門?

服務的受眾,即是廣大的市民,也有權得到合理的服務安排;服務的質量也應該符合專業的水平,足以應付市民的基本需要與期望。其實全港市民,都要在不同程度上為這種政府的怠惰捱義氣。

每一次流感高峰期,便差不多肯定會出現病人要在急症室輪候十多小時甚至二十多小時才能上到病房的事件。病人本身,甚至病人的家屬,需要留在醫院門診及急症室等待是否有病房可上這個決定,有時也可能要延誤十多個小時。總之有病無病,都要與廣大醫護人員一同捱義氣,都要因為這個政府缺乏解決問題的能力、沒有把體制問題撥亂反正的魄力而付出代價,要齊齊捱義氣。

而作為市民,除了本身的基本權益和福利受到損害之外,看到盡心盡力服務自己的醫護人員也好、社會服務人員也好,竟然得不到合理的工作安排和條件,要不斷因為要為市民服務而捱義氣,心裏何嘗也不是百般滋味。

市民應該反思,自己都是在為這些體制的問題、政策的不是、政府的怠墮、又或者是特首之不是社會主義者、局長的高智商,而同樣也是在捱義氣。為什麼每一次見醫生只有不足五分鐘?為什麼每一次流感高峰期都可能要等十多二十個小時才能上到病房?為什麼長者需要的社區服務要等一年才獲得分配?

大家或許更應該要一想,要有一個怎樣的政治體制,才可以令這個政府更能回應社會的需要和訴求,才知道要向全香港市民問責,而不是只懂叫人捱義氣,要人只能接受既有的秩序和安排。

生活在今天的香港,誰人不是在為這個政府捱義氣?面對政府道德勒索的,又豈止是醫護人員?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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