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長者有句口頭禪「臨老過唔到世」，反映她／他們對晚年生活的憂慮。在香港，情況未算最壞，更壞在後頭。醫療、安老、福利等部門百病叢生，又不見政府有長遠、周全、體恤的變革方案和措施，回應批評的方法，居然是設有罰則的補鑊金、搵明星拍打氣片和高層請食魚蛋燒賣，攞景贈慶到個一個點。如此眼界和管治水平，爛蘋果當然會爛下去，爛到入心。
近日社福界、醫護界清楚向政府表達強烈不滿，並得到普羅巿民的支持與同情，反映大家都感同身受，越來越意識到，活在香港，貧窮和年老是一種罪，而受苦受難者，不獨這些弱勢社群／階層，更包括專業的社工和醫護人員，以及任何一個住不起私院的普通人。因為，任何人都會病，都有機會接受社福、醫療部門所提供的服務和照顧。即使今天環境比較好的人，若太長命，又患頑疾，個人積蓄恐怕在有生之年被醫療費耗盡。一個不好彩，投資失利，或遇上金融危機，隨時出現比03年殺傷力更大的負資產狂潮，到時這些苦主的命運便不堪提。
花無百日紅，一個負責任、有遠見和有危機感的政府，不會輕視由資產增值遊戲及全球量寬生成的莫大風險。設置完善的福利網，紓緩貧富懸殊的負面影響，有利中下階層應對生命中的變數及無常衝擊（當中很多苦難源自政府的失誤和親商政策），但必須未雨綢繆。不過，觀乎特區政府一直以來的表現，情願倒錢落海都不益多D彷徨無助的市民，完全看不到她有這個憂患意識。（可參考筆者的《派錢、打氣都激親人的政府》，了解政府怎樣欠缺一套有益於社會福祉的管治方法學）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做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時，對無良僱主表現軟弱（前立法會議員鄭經翰便曾經批評他迴避傳媒，在重要的勞資糾紛中拒絕表態）。如今升了官，在長者綜援爭議中，出來替政府解話，不是聚焦於怎樣令長者活得有尊嚴、有意義，而是斤斤計較200元，要透過扣錢「鼓勵」就業，「鼓勵」他們站起來。如果政府真的關愛長者，那不是應該立法限制領展將商場變賣，制止市建局把原有社區破壞，再變豪宅，視老人家的活動空間和感情依歸如無物嗎？張建宗是有料到的話，為何不嘗試在政策層面，研究讓長者的才能和技藝有用武之地，提供不同類型的「工作」空間及可能性，令她／他們自主地、有滿足感地貢獻社會和本土社區？現在等待她／他們的，是一些操勞的工作，那豈非増加其因工受損傷而住院的機會？捱到病，病到死，她／他們晚年的生活質素如何可以提升？
說到底，是因為特區政府迷信所謂獅子山精神，去到要威迫長者自食其力的地步---即使香港有龐大的儲備，但這些錢要用來填海和建大白象。勞福局局長羅致光正是這套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忠實信徒。所謂大市場小政府，甚麼授之以漁好過授之以魚，由他昔日做民主派大腦反對最低工資至今，他的經濟和福利觀也沒變，所以要懲罰不努力(找)工作的長者（延伸閱讀，可看筆者的《羅致光是特區高官人辦》)，也不知幾多基層的生活因遲遲未有最低工資而無法略為改善。而他深信自己代表理性，是正確的，而市民是感性（暗示不明智）和民粹的。羅致光替他的60歲中年論開脫，說自己教書多年，用慣邏輯語言、道理分析，「通常比較複雜。」他認為，公眾未有理會他說話的前文後理，就產生直接的感覺，不斷延伸及理解。如果這番話由林鄭或張建宗來說，筆者只當是普通政客的狡辯。但羅局長的智商高於常人，而且有學者光環，那就不能不用哲學一點的思考方式來分析他。
簡單講，羅局長改口說60歲是120歲的中間，是提出了一個邏輯上或科學上的可能：人有機會活至120歲。問題在，早前過世的最老男人瑞也不過是113歲，更別說絶大部分人也活不到此年紀。羅局長無端提出一個有排都未成真的假設，旨在將收緊長者申領綜援年齡spin做合情合理，令人聯想到60歲的「新中年」很快出現。這樣做便有機會引導輿論，迴避公眾的質疑：為何不設立法定退休年齡，不做好各種政策配套，讓長者晚年生活無憂，再考慮收緊呢？如果羅局長如他自己所講：通常用比較複雜的道理去做分析，為何在考量長者福祉的時候，改用這種取巧的口技，還要屈人家無視你的前文後理？咁豈非自打嘴巴？
2010年，梁柏賢任醫管局行政總裁，他表示，上任後會先解決專科人手短缺，工時長及士氣問題，會加強與前線員工溝通。2016年醫管局主席梁智仁和梁柏賢續約，指他過去6年帶領醫管局跨越多項挑戰，而且積極處理人手短缺挑戰，多年來推行不同措施，包括特別退休後重聘計劃、海外招聘、設立前線醫生額外晉升機制、特別酬金計劃等。九年了，梁柏賢的年薪加到多過特首100萬，但香港的醫護人員的境況是變好了，抑或變壞了？如果長者沒有工作，亦沒有試圖找工作，便要接受懲罰，羅致光的講法是「有少少象徵式要求都合理」，那麼政府應如何懲罰嚴重失職的梁柏賢，才對得起江東父老?
當然，最需要被「罰」，而且已經有很多市民日日係咁「罰」的，自然是長期主導香港福利政策的羅致光，以及任特區政府高官多年的張建宗和林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