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問香港人D嘢點解咁貴，佢會有100個理由：租貴、物料貴、人工貴、甚麼都貴，咁代表乜嘢呢，大家一齊共同去『搶劫』。我迫你搶，你又迫佢搶……一層一層壓下來，一齊搶。」
早前黃秋生替ViuTV拍攝《人住公屋 我住公屋》節目，其中一集，到丹麥觀摩人家的社會環境和公共房屋。他留意到丹麥人起樓，成本之於售價，有固定的百分比。譬如一間屋，花20萬興建，買給你，是不會漲價到200萬。丹麥人不會任你將售價mark up，只顧自己收到幾多錢，把價格推向差不多「死亡邉緣」，興建一間100尺的納米樓，「你訓得入去好訓啦，衰仔，你仲要畀大筆錢佢。」丹麥不會有這種事，這裡的人有良知。反觀香港，他有感而發，於是吐出以上一番話。
相信是因為電視觀眾口味的關係，《人住公屋》沒有深入探討丹麥人為何特別有良心。黃秋生在節目中說過，丹麥人重視生活質素，賺錢適可而止，但為何香港人又不曉得，生活形態要好似狗一樣呢？如果單單訴諸良心或良知，像有些人喜歡橙，有些人喜歡蘋果那樣隨機和命定，剖析和借鑒的空間便有限—香港人天生沒良心，無可改變，那就說甚麼都無用。
但事實是否如此？我們生活上有很多例子，說明人的心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客觀環境因素影響。譬如說，公司的制度和文化不同，打工仔女的表現和心態亦有別。是故，有理由相信，良心和良知並非一成不變的先天特質，透過後天制度和文化因素的改良，是有機會令人變得較多或較少良心的。若然希望香港人變得像丹麥人多些，香港社會形態也接近丹麥多些，那我們需要追本溯源，探究是甚麼東西塑造一個地方的社會人格，再嘗試糾正弊端。
記得有傳媒訪問過一位移居丹麥的香港人，她這樣說，「在丹麥建屋受到政府許多規限，不同街道可建的層數不一，屋頂顏色亦由地方政府管轄。」觀看《人住公屋》官方FB page底下留言，不少人亦指出丹麥（以至北歐）的入息稅遠較香港為高，換來對人民全面而優良的保障。由於兩地體制和發展軌跡不同，受各自的路徑依賴因素影響，就算香港原原本本照抄人家那一套，也不會修成正果。但丹麥等地的例子顯示，政府在房屋市場有吃重的角色要扮演和發揮，讓房屋政策體現那些社會高度重視的價值。政府和市場並不是非此即彼的零和關係，並非如主流經濟學者所講的，規範市場便是吃社會主義大鑊飯。如何在二者之間尋找一個均衡發展的立足點／模式，民間的第三部門又有甚麼角色和位置，也同樣重要，但一直欠缺討論。
有一個網民的留言說得好，「一個國家睇佢有冇錢文唔文明先唔先進，唔係睇佢最有錢果班人，而係睇佢最窮果班人過緊咩既生活。」如果像香港那樣，政府施行放任政策，讓大地產商無所不用其極的賺到盡，做成房屋高度商品化和毫不重視居住權的巿場環境，結果想安居樂業，但沒資格或等不及住公屋的人，只有竭盡所能地籌錢上車；在小業主辛苦供樓和租客隨時被加租的壓力下，很容易產生「你唔做大把人做」的惡性競爭、囚徒困局，甚麼合適生活質素、合理休息時間、文化權利等等都不顧了，有錢交租／供樓才是贏家，大家便掉進黃秋生所講的一齊去「搶劫」的境地，做成量產至上、格式化、單一化、不斷大吃小、財富日益集中的經濟格局（例如小店被連鎖店全面取替）。
浸會大學地理系教授鄧永成在接受立場専訪時指，香港的小業主利益和地產商利益捆綁在一起（註一）。大家確實焗住玩一個長期向大地產商進貢的遊戲，而且以自己有份分一杯羹、或較少被剝削為樂為榮。只是這遊戲玩了多年，一般人越來越難享受到資產増值的好處，長期互相競爭和壓榨，有甚麼油水到頭來都會被大地主抽走。
妳／你可能問：為何大家一直不意識到這個弊病，而且越踩越深呢？官商鄉黑，固然是形成「集體劫掠」的重要原因，但那些專益地產霸權的市場行為，之所以不受注意，不受制約，甚至被吹噓為「玻璃變鑽石」的叻人之道，要多得有份力撐明日大嶼的王于漸、雷鼎鳴等經濟學者。他們鼓吹一套所謂大市場小政府的經濟思想，反租管、反資產增值稅和空置稅、反對對大地產商施加規限等，普通人和大地主／大業主的權力遂極不對等。
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市民買／炒樓容易累積財富，是普遍的生活經驗。放任思想給予一個巿場有自動調節功能、不干預有利經濟的解釋，很易取信於人，得到理論的正當性，合理化政府向地產商嚴重傾斜的政策行為。直至近年，資產増值遊戲的升幅放緩，泡沫的社會成本慢慢浮現，得益者開始少過受害者，後來者要為早上車者埋單。這時候，主流經濟學者理應檢視自己那一套理論是否存在盲點，但他們沒有，仍一味聲稱香港人的困境源於土地供應不足，「明日大嶼」更成為他們迴避面對/檢討自己理論過失的遮醜布。「官商鄉黑學」有意或無意地，合力造成城巿規劃失當和囤地、瘋狂炒賣的惡果——這個可能性，他們不會提及；就算提及，亦只會評之為政客危言聳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