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hony Wong Archive 好快手，紀錄了明哥如何談身分的跨越或跨界。明哥昨天表現非常好。黎明和明哥談「抗爭作為展演」，好感人，這個配搭，好到！性公會個個聽到眼濕濕。Felix 拍攝了全程，黎明的發言稍後也會在性公會的 page 出現。先聽明哥。
明：跨越不是很突然的，很自然你就會走到這一步。我自己有很多時間在突破中生活過，在座的何式凝 Ho Sik Ying 都在突破中生活過。我在中學生的時候，不甘於只做中學生，有很多時間都在教會。后來覺得教會有很多守舊的事，然後我就發現了突破。那是1970年代。那時的突破好好玩，所以這也是一種跨越來的，就是我不想做一個普通的中學生，我不想做一個只是聽別人說道理的人，我想自己上去講道理（笑），當時我不是想上去表演，我只是想給人們帶來溫暖。在教會就會唱聖詩啊，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等等，好好聽，但我覺得這些形式不是我自己想的，我記得那個年代有一個 term 叫 Jesus Rock ，就是一些 Rock musicians 玩聖詩，我就收集了很多這些音樂，拎回教會放，然後教會這些人就很不以為意。
跟住我就去敲突破的門，突破當時是一個電台節目來的，在這個電台節目裡可以播很多歌，他們就覺得我（收集的）這些歌很符合節目，就好像現在的叱咤903，是同一個頻道來的，當時叫商業電台。這個教會是一個機構啦，在電台買了一個鐘頭的節目，那我就幫這個節目選擇播放的音樂。
其實我成日都希望能找到一個不同的 medium，這也是一種跨越。後來我真的成為了一個正式的電台DJ啦，後來因為不同的因素，我最終由播歌的人，變成唱歌的人。一路是這樣改變。當我唱歌的時候已經離開了教會，離開了突破。
可能有的故事我想很多人有聽過啦，我怎麼離開教會，怎麼離開突破。作為一個歌手，當時唱很多canton pop 的一個歌手，覺得自己有限制，覺得進念的舞台好似有無限的可能，於是就問「可不可以讓我試下在舞台上是怎樣的？」於是我就嘗試將這個舞台上學到的東西放到我當時的演出中。一路就有這樣不同的 arena。
鄧芝珊：在那時是不是覺得自己已經有某種personal politics了呢？
明：我當時沒想那麼多。當時我並不是一個很有政治性的人，雖然我對政治和社會是有關心的， 但沒有用這些 approach 去想這些事。後來就會有。我在進念的時候學到很多這方面的事，（笑）這是當時的進念，今日有些不同了。當時的進念會不斷challenge 我們去想究竟如何去set舞台，怎樣才是gender？很多這些內容。我覺得我人生進入兩個很大的學校，第一個是70年代80年代初的突破，以及之後的進念。這兩個給我很大的衝擊。
鄧芝珊：這兩個真是很不同的空間。
明：都好似宗教啦，兩個不同的宗教。
鄧芝珊：你們是否覺得 performance 是否在現在的香港仍然可以進行抗爭的一種方法嗎？
明：我從來都覺得 performance不單只是performance，或者是一首歌，或一篇文學一套戲，一切藝術的展演從來都不單只是一種娛樂，或藝術的 art form，可以有其他的功能或啟發。當然你可以不做這件事，也可以做這件事。不是到今時才可以做，從來都是這樣。在今日的香港，大家才發現原來抗爭可以是這樣。抗爭不單只是上街，可能過去大家只是上街、請願，在雨傘過後，大家會發現還有其他的方法。
最近有很多在不斷更改的法律，當日我在領達明一派的這個獎的時候，講到有幾句話被人刪走了，有人問究竟是什麼話。我在台上講到的一些話，或者能夠影響到其他人。我當時的想法是這些話，講或者不講其實會有很大的不同。我其實刪去的是什麼呢？「香港如今有越來越多的禁忌，越來越多的紅線，你會遇到很多紅線與禁忌，包括是——然後就刪走了， （刪走的是）包括是國旗法、國歌法、23條就要來了，就是這幾句刪掉了。我沒有講好多。但其實我 more or less 都已經講出這個 message 出來。如果有人覺得我講這幾句出來可能會影響到邀請我們來這個頒獎禮的人，可能會引起他們的麻煩，那我就不想造成他們的麻煩。
無論是一個演出或是一個社會運動，都未必會有即時的效果。有很多時候，這是一個 enlightenment 的過程，幫大家打開一些新的路或窗，揭開一些迷霧，看到一些不同的事。我想多數時候，我作為一個artist，做一些 artwork 出來，如果有時偶然能達到一個目的或訴求，當然好了，有時這些目的未必會一次就會達到，所以我就更加珍惜這些 artwork 能否 enlighten 到更多人。
鄧芝珊：抗爭的時候是需要有一些條件的，這些條件是需要個人或社會的條件。現在你遇到一些不公義的事情的時候，你是因為哪些條件或 condition 令你會發聲？個人或情感或空間？
明：對於我來講適合的條件是有一個繼續開放自由的社會與氣候，因為如果這個社會是越來越封閉，越來越多禁忌，你是越來越沒條件做這件事。所以我們要繼續 make sure 這件事一定會發生。可以這些佳音繼續報，歌也要繼續唱，遊行也可以繼續行。你需要確保這些土壤和氣候能繼續在這裡，但是現在你會覺得這個社會這樣的土壤和氣候都缺乏，所以大家醒覺，要繼續去保住這個環境。
我作為一個公眾人物，一路有公共舞台的人，無論是我的歌抑或我真正演出的舞台，或者對住媒介講話，都是有一個舞台的。我經常都在想，我究竟應該將自己多少真正的想法，自己的真正 identity 讓公眾、我的受眾知道？其中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我的sexuality，我的性取向。我由第一日開始作為一個演出者的時候，就不斷有訪問我的 sexuality，直至2012年，我在舞臺上正式公開說我是一個同性戀者，我想中間其實經過許多次反省我究竟在幾時可以將這件事公之於世。
經過2012年公告天下之後，我發覺原來我的人生不再一樣。一直我都以為其實我在我的歌裡都有隱晦或不隱晦地不斷講了我的性取向，我是一個同性戀者。這已經是一個 open secret，如果是秘密的話（笑）。其實這麼多年來沒有人會覺得我是一個異性戀者（笑），但那些人卻還要問（笑）。
原來你公開講過一次，或者這樣一個公開的 publicly come out，無論你對自己抑或對大眾對社會都是一個好重要的 exercise，好重要的，原來做這件事和不做這件事的 release 或 relief 好不同。我覺得1988年其實我已經寫過《禁色》，1989年已經寫過《忘記他是她》，我不是已經講過了嗎？但「你沒有講到你是基佬，你沒講過」。（徹底）講到這句說話，公開在一個 public arena 講出來，是有極大的力量。對於自己和公眾都是如此。非常不同。
鄧芝珊：原來你選擇了好 spectacular 的performance 在做（出櫃這件事）。
明：我必須再講一次，之前我是沒有Plan過要做這件事，在演出前沒有波蘭，在那日上台之前，開場之前7點半我化妝時才決定不如今晚講。我同郭啟華一道，因為他當時是我經理人，我就同他說，我想我今晚唱完歌後我想同大家說出這件事，他就說：「得喇！（ok!)」就繼續去做事。（笑）他一路都很明白我想講什麼。因為那幾日的報紙上說我的帽子上都是生殖器，他想做什麼，是不是想說自己是同志？於是我就講了。講了之後完全為我的人生開了新的一頁。我覺得是好不同了。雖然我仍然是同一個基佬（笑），但我同這個社會，同其他人的interaction其實不再一樣了。
這件事給我很大的勇氣，更大的勇氣或更多的力量去做其他事，如果沒有這一次，也都不會有2014年，或之後再做的其他演出，或者這次拿（金針）獎的（說話）。在幾十年裡，我都一路不斷反問自己，我想最後能夠面對自己是一件很 powerful 的事。
鄧芝珊：在抗爭中有沒有志同道合的盟友？
明：抗爭是一個個人的革命，一個大的革命能不能完成，最重要的是每個人個人的革命。我覺得其實我今日來到這裡，其實都是如何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一種方式）。其實在這一刻，我們都需要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人，雖然我們不是很一式一樣，但我們需要「勾結」在一起，我們在這一刻的香港這個地方，一些希望 make changes 的人，需要這樣。2012年我出櫃後，其實之後的半年，何韻詩也有come out, 我們之後就成為一個團體（大愛同盟），我想如果沒有這件事發生，也不會有後面有勇氣在金鐘參與雨傘運動。我想這樣的團結一致，好重要，在當時，以及在當前的香港，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