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 理論周刊 2006-04-18
全球化不僅空前地增強了散布在全球各大洲的各民族國家和地區間的橫嚮聯系，而且或多或少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社會情境和時空觀念。許多人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在民族國家的文化認同之外，一種新的認同方式即現代性認同、全球認同或曰世界認同悄然而生。
一
西方學者從哲學、歷史等不同角度對全球認同進行了解讀。丹尼爾‧德德尼側重從地方和距離的角度描述了“世界大同”主義的特徵，“具有距離的概念而不是地方的概念，與世界主義的特性相符，它認為公民的家鄉是廣闊的，並不屬於個人。它並不是一個地方，而是所有可能的地方，還有他們作為地方共有的事物……認為人類世界是由抽象的幾何學空間構成的，該空間無限廣闊，完全沒有差別，也不是神人同行同性，它認為任何特殊的地方都不是專有的，成為世界性的就要不屬於某一特定的地方和社會‘並且離開祖國’。”丹尼爾‧德德尼敏銳地把握住了“世界認同”的特徵，但是與大多數全球化理論家一樣，他將現代性認同空間與傳統的地方性認同空間對立並預言前者終將取代後者。
喬納森‧弗里德曼強調：全球認同與民族認同存在着反嚮作用關系。當全球認同增強時，民族認同便衰弱；當全球認同衰弱時，民族認同便增強，而這是與全球擴張（霸權）的興衰緊密相連的。那麼，當現代性認同隨着霸權衰落而分崩離析時，這種“認同”的碎片飄落在何處呢？喬納森‧弗里德曼通過大量的人類文化學的分析找出三塊：傳統主義、尚古論和後現代主義。“在這里，也可以指出，這三支中更偏嚮於傳統主義，因為在現代主義缺乏時，提供了不需徹底拒絕的世界。但對於維持認同來說確是必要的根源和價值。”三好將夫把跨國公司的興起與民族國家的衰落聯系起來考察。在他看來，跨國公司是殖民主義的當代延續，它通過主張公司認同、文化多元和製造跨國階級而碎化地方性認同，“西方文化成了規範性文明，本土文化則被貶為現代文化和邊緣文化”。
類似這種將全球認同與地方認同相對立，將全球化實踐與民族國家的衰變相聯系的觀念還有許多，甚至在學術界已經成為一種主導性意見。這就不能不引起我們對此作進一步的深層思考：全球認同或曰現代性認同到底存在不存在？如果存在，它的主要構成和嚮度是什麼？如果全球文化認同已成浩浩蕩蕩之勢，那麼，我們今天再來強調民族國家文化認同意義何在？諸如此類的問題，現有的全球化認同的理論家都未能給出有說服力的解釋。他們所做的只是三件事：第一，指出全球化認同與地方（如民族國家）認同之間的反嚮作用關系，如上面所提到的丹尼爾‧德德尼、喬納森‧弗里德曼等。第二，為全球文化的形成而歡呼。第三，對全球化和全球認同進行批判，如薩伊德、湯姆林森、三好將夫、阿爾君‧阿帕杜萊等。實際上，上述三種做法和觀念傾嚮都是基於兩個錯誤出發點，一是將民族國家認同與全球化認同（現代性認同）看成是同構的，即二者存在共同的認同基礎、認同形式、認同範圍和認同目標；二是將全球認同與以美國為主的文化霸權的全球蔓延混為一類，“美國主導歐洲，在世界上西方主導非西方，核心主導邊緣，現代世界主導迅速消失的傳統世界，資本主義製度或多或少主導其他所有的製度和所有的人。”
二
文化認同作為身份識別、規範求同和歸屬感確立的一種符號與意義的賦予過程，它在不同的層次、範圍上有着不同的性質、方式和效果預期。顯而易見的是，家庭認同就不同於民族國家認同。家庭認同是以血緣、性愛、共同地點、共同生活情境為基礎，以傳統的孝悌倫常為原則的關於夫妻修睦、父子同心、長幼有序的天倫諧和的認同。民族國家認同當然也要以更廣泛意義上的血緣關系和更大範圍內共同地點為基礎，但它顯然更加依賴於共同的語言、宗教、歷史、價值觀以及憲法和主流意識形態所規定的共同奮鬥目標和思想背景，它是以家庭認同為基礎的，建立在更深層次和更高目標上的關於民族一致利益和共同未來的認同。同樣道理，全球認同或曰現代性認同與基於特殊地點亦即地區性的民族國家認同也有迥然不同的範圍、層次、方式和目標。全球認同是全球範圍內各民族人民追求貿易效率和幸福指數最大化，應對資源、環境、人口等一系列全球性危機而逐步形成的一系列法規、慣例和共識。它將全球視為一個有機的共同利益體，以追求全球系統的安全與效率為目標，通過聯合國、WTO、世界銀行以及各種合作組織、慈善基金和跨國公司等，從減少地區沖突、降低貿易成本、擴大各民族間的合作與交流以及涵養資源、保護環境、控製人口等實質性行動開始，進而維護和實現超越各民族自身利益而又為它們一致認可的全球利益和人類公理。民族認同是全球認同的基礎，民族認同所形成的價值和秩序是全球認同的必要條件。因為民族是全球概念的重要構件，民族的渙散與沖突本質上意味着全球秩序的混亂，而對於全球認同的渴望，實際上也是積極的民族認同所帶來的必然結果。當民族認同中關於和平、發展的許多價值追求在本民族範圍內難以完整實現時，跨民族的全球認同願望便應運而生。在一定意義上講，全球認同滿足了民族認同所追求的、但在單個民族間都難以實現的目標追求。因此，全球認同不是以淡化甚至消滅民族國家認同為前提，相反，它是沿着民族國家認同的積極思路而又跨越其範圍、層次和目標的互補性認同。它本身就暗含了各民族的動機和利益。
事實上，全球認同是追求安全與效率的理性認同，而民族國家認同是基於價值和情感的感性認同；全球認同以“慣例”的形成為標志，而民族國家認同則以傳統的延傳為目標。全球認同更多依賴於人類對共同未來的懷想，而民族國家認同本質上則更多地表達為對共同過去的珍視。因之，全球認同本質上是經濟學、政治學的，而民族國家認同本質上則是人類學、社會學的。如果把全球認同理解為全球文化的同質同構，那麼，這種極端的全球認同就很難在現實世界中找到。認同的哲學基礎是“和而不同”，它從來就不是文化的全方位趨同，百分之百的一致同意。更多的時候，它是多樣化文化之間的理解、尊重和溝通、融合，只有全球化的某種主張與各民族國家文化的價值取嚮、利益追求相吻合時，全球認同才會出現。
三
現階段，歐美文化擴張所形成的文化霸權冒充着全球文化認同。與真正的全球文化不同，霸權文化是一種商業戰略和殖民手段，它也通過跨國公司、名牌商品、連鎖店和新的娛樂形式，溫情脈脈地由“中心”滲入“邊陲”，在帶來新穎的消費品和消費方式的同時，解構、碎化着某個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因而也在試圖奴化組成這個民族的人民，使之成為不知從何而來、沒有故鄉、在文化上“流離失所”的人群。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才出現了以強化民族國家文化認同以對抗全球性過程的種種事實。亨廷頓發現了當今世界的文化多元化並承認它們，但他將當代世界沖突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宗教信仰、文化傳統、種族歸屬感、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等文化因素的均勢失衡，卻是非常錯誤的。亨廷頓意識到非西方的各民族國家文化對西方化造成的障礙，卻未能將其正確地理解為對西方文化霸權的積極應對。從歷史經驗來看，所謂“文明的沖突”，實際上根源於處於一種文明的群體對另一種文明和群體的蔑視，它本質上不是文明間的沖突，而是自以為處於中心的、具有優越感的人群為了本民族國家利益背離其所處文明規定的路徑而產生的欲望膨脹和霸權擴張。當一種文明中的人群試圖將自己的文明理解為“普世文明”而欲橫行天下時，各民族國家文化奮起回應甚或訴諸流血也就成為一樁不難理解的事情。但是，這不能被理解為民族國家對全球認同的擺脫，而只能是民族國家文化對文化霸權主義的抗拒。
事實上，在全球化和全球文化形成的過程中，各民族、國家都在弘揚傳統文化、夯實認同基礎，以增強民族國家的凝聚力。吉登斯曾經用“脫域”來描述現代性語境中全球化過程的特徵。“所謂脫域，我指的是社會關系從彼此地域性關聯中，從通過對不確定的時間的無限穿越而被重構的關聯中‘脫離出來’，由脫域喚起的圖像能夠更好地抓住時間和空間的轉換組合，這種組合一般而言對社會變遷，特殊地說對現代性的性質，都是特別重要的。”脫域機製使社會行動得以從地域化情境中“提取出來”，並跨越廣闊的時空距離去組織新的社會關系。也就是說，由於交通和通訊的發達以及信任機製的建立，許許多多的經濟社會活動可以借助現代手段如飛機、電話、信用卡、互聯網、酒店、高爾夫球場、股票交易平台等完成，而並不依賴那種具有傳統互動情境的時間和地點。脫域機製的形成極大地改變了現代人群的活動半徑和方式，在提高效率的同時也深刻地改變着人們的時空觀。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脫域”的發生僅僅是在人們處理商務、政務或其他跨地區、跨國界事務的時候，也就是說，處理特定的事務使人們能夠更多地享用交通、通訊和其他物質技術成果，使其超越傳統時空條件的製約而獲得更多的交往、溝通和辦事的便利。這當然會使生活於不同民族國家的人群增進橫嚮聯系、合作精神以及全球認同感。然而，一系列技術支撐條件僅僅是暫時地、部分地將人和社會條件從一定的地方性情境中“提取出來”，世界上絕大多數人仍然生活在自己的祖國和家鄉，大多數經濟、社會事務依然在面對面的互動情境中完成（即使有許多諸如網絡技術、虛擬空間的支持）。即使出現了完整意義上的“脫域”，那些“脫域”了的人們在辦完公務後依然要想起“回家看看”，甚至在他們辦事之際心中裝着的仍然是祖國、故鄉、家人和親情，有些時候，那些支撐他們“脫域”的物質技術條件反而成為他們維系傳統情懷的工具。他們結識了許許多多不同膚色的朋友，會講多國語言，精熟商界、政界的諸多慣例和規則，但他們血液里流淌的必定是祖先一脈傳承的文化基質。事實上，迄今為止，未見哪個國家因為熱衷參與全球化過程和全球文化認同而宣稱放棄領土主權或把自己的傳統文化丟進太平洋。所以，總的來看，當現代性降臨、全球認同（而不是全球霸權）逐步形成的時候，民族國家文化認同一點也沒有被削弱，相反，在一定條件下，它還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來認識。
因此，當民族國家認同與全球認同以不同的方式、層次和嚮度被正確區分，文化霸權從全球認同中剝離出來的時候，優秀民族國家文化的弘揚便顯得格外光明正大、合乎時宜。由於全球認同所體現的是各個平等的民族、國家的共同願望和利益而不具有任何褊狹自私的霸權性質，因此它實質上成為民族國家文化的合理延伸；由於優秀的民族國家文化大多都表達着和諧、關愛、寬容甚至“大同”的價值觀，因而它內在地成為全球認同構建的哲學基礎和文化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