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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偉謙

《工人文藝》執行編輯,屯門樂活書緣打雜。 苦難的過去,彰顯歷史的沉重與當下的珍貴,痛苦的抉擇與糾結的回憶,傳遞給人沉穩的力量和頑強的勇氣。於是,一種勇敢面對未來艱險的鬥志油然而生。 先祖三代,由19世紀中期,是自廣東新會到三藩市的定居華僑,一直到父親一代移居香港。 畢業於嶺南大學及城市大學 , 註冊社會工作者,店員,詩人,輔導治療師,書迷,愛好中國文化,終身抱現象學式態度的哲學研究者,不能養狗的狗迷,經常抱著社會主義的盼望,但絕不是史達林主義者。 樂活,讀本,人生。 網誌

政經

修訂現時的《逃犯條例》的人權疑慮

修訂現時的《逃犯條例》的人權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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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疑有香港女子在台灣遭香港男友謀殺,該男子後來逃回香港。香港和台灣沒有引渡條款,香港當局也只能有限的控告他洗錢及不當騙取他人財產得罪,利用法律漏洞。不需為謀殺受審。

而在整整一年沒有任何處理及回應家屬的要求後,香港保安局希望今次以特事特辨的方式,引入所謂「一次性」引渡安排,經香港法院和香港特首作審批後,將被控人引渡至台灣受審。而同時突然提出修訂現時的《逃犯條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把引渡機制台灣、澳門以及中國大陸 ,並不予足夠的咨詢時間,問題是在之後,香港與其他未有相互引渡機制的地區或是國家。可以被香港執法機關於法律程序後送回那些國家受刑,並且在修訂中,這些一次性的引涵安排再不是行政,立法及司法扎關,在修例中,會繞過立法會的把關角色,沒有任何把關機制,在修例後法庭只會考慮其他地區提供的證供,也不會考慮採納證供過程及來源是否中立,合乎程序及合法,乃至如果採證不合法的嚴重後果 (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更不考慮別的地區是否會依程序公義及司法獨立的原則審訊,香港法治的主權及公正有所減損。

中國未能證明可以履行國際公約中,刑事訴訟程序中的最低限度保障

上述條例的原意,為容許香港政府與法治程度獲得認可的國家,作出互相引渡涉嫌人士的協定。港作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ICCPR)之締約方,並在現行條例之執行情況下,香港當局會要求引渡方不能處以酷刑、重刑或死刑。

由於現時中國並未批准履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ICCPR) ,中國未能證明可以履行公約中,刑事訴訟程序中的最低限度保障,包括條約內的 :
1)詳細告知被控人罪名案由,
2)如給予充分時間及便利予被控人準備答辯及與律師聯絡,
3)不得無故稽延受審,
4)保障到庭受審時,被控人會有被告知有親先答辯或選任辦護人答辯的權利,法庭認為必要時,指派公設律師及視情況免付公設律師的費用。
5) 得親自或間接詰問他造證人,並得聲請法院傳喚其證人在與他造證人同等條件下出庭作證,
6)如不通曉法規受審語言,指派翻譯協助,及
7)不得強迫被告自供及認罪。

為普通法地區開啟了壞先例

香港保安局有意在在這特殊處境下,於司法制度開啟先例,而不考慮中國乃至未締結《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對囚犯的人權狀況。此例一開,難以確保制度可以司法一致,及符合公義。

中國政府可以以刑事起訴之名要求引渡政治異見者

任何專制政權可以以刑事罪名為由,透過香港法庭「合法引渡」在港的政治異見人士,過往多年,中國政府過往曾以其它名義罪行作為檢控理由、實質是作出政治檢控諸如對異見者,控以非法經營罪、交通事故、走私罪、逃稅罪等,作為檢控政治異議人士理由。中國在開審時安排公派律師不能免於政治干涉,被控人與律師聯絡被中國執法部門阻礙。如王全璋一樣,先被長期囚困,再被拖延受審,而律師無法聯絡的案件比比皆是。被告因為高壓及酷刑,而被迫自供及認罪更是常態。如何修例,儼然是把香港的法制主權剝奪。被中方或任何一個極權國家所掌控。

若未能確保中國或他國,是否擁有相似的,對囚犯的人權保障,司法獨立,程序公義,以及對等的量刑標準 ,(例如香港沒有死刑,台灣及中國卻是有的),並保障香港法治與公義和保障人權與自由,政府絕不應倉促修訂,而不給予長期的公眾討論。任何對法律程序的修訂,都必須保障香港的法治和公義,以確保香港法治不被貶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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