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公屋被迫遷戶關注組
香港有一種社會科學，非常喜歡在先有結論的前提下，再拼湊一堆數字來「證明」結論有效。
明明學術訓練的專長在於經濟分析，但香港不少讀經濟以至研究經濟的人，卻喜歡「走出書齋」評論政策，尤其是牽涉到社會資源分配的房屋及福利政策。
不應以效益作為分配社會資源的優先原則
任何人都可以就政策作出評論，但披著經濟學的外衣來評論，則往往給人一種「客觀的幻象」，嘗試模糊掉分析底下隱藏的強烈價值取向。
以《信報》「解決公屋短缺 從寬敞戶入手一文」為例，王家富先生寫了一大堆的「公式」， 希望可以增加「寬敞戶」遷出單位的「誘因」，又「推論」全香港有三萬宗的「寬敞戶」個案，如果對「寬敞戶愈仁慈」的話，「就是對輪候公屋的基層家庭愈不仁慈」。
真是隔在紙上，都感受到王先生筆鋒帶來的陣陣寒意。
其實不難理解背後的理由：如果我們讀經濟只讀到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的部分，認為最好的社會資源分配，就只能是社會效益的最大化（maximization of utility）；那麼，公屋這種按需要、而不是依據效益來分配的「社會資源」，自然是缺乏效率，需要依據經濟學家的種種公式和建議，來令這種資源的分配更有效益。
著名的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早已經在1971年的《正義論》中徹底駁斥以效益來作為社會分配最優先價值的合理性。當中最關鍵的論證，在於以效益為優先的分配，往往會犧牲掉社會上最弱勢群體的權益，所以他提出的分配理論「差異原則」（Difference Principle），便是以平等自由人為基礎，推論出一個最合乎公義的社會分配，必須是對社會最弱勢的人最為有利的分配（to the most benefit of the least advantaged）。
王先生行文的邏輯基礎，在於認為「寬敞戶」已經不是「基層」。因為公屋的人均居住標準應該只能夠是7.5平方米（約80平方呎），現時人均居住面積有13.3平方米（約140平方呎），已經要被王先生批評房委會及立法會嚴重失職。由於不少住劏房的家庭人均居住面積少於80平方呎，所以他認為應該通通都把現時住在公屋的「寬敞戶」都趕走，然後把住劏房的家庭都搬進來，這才是最合乎社會效益的公共資源分配。
王先生有幾個關鍵事實沒有搞清楚：7.5平方米並不是公屋編配的標準，而是赤柱監獄單人囚室面積的標準。房委會的標準，人均居住面積少於7平方米才可以獲得調遷較大單位的機會，少於5.5平方米才算是「擠迫戶」，誇張一點說，這種編配標準連囚室也不如。王先生是否希望住在公營房屋的，都是採用這種標準，一眾房委會委員才不算是「失職」？
王先生諸如「累進租金」的建議所講的「公平」，前提是視房屋為福利、是資源，他是否理解寬敞戶之所以成為「寬敞戶」背後的原因？是否知道好些年過60歲的「寬敞戶」，本來都是居住所謂的「咸水樓」，因而獲得當年政府額外補償的受害者？是否明白舊式房屋的單位面積遠比新式房屋為大，而這並不是戶主自己的選擇？更重要的，是否香港的社會已經貧窮到一個地步，可以疏爽地讓外地炒家炒賣珍貴的房屋資源殘民自肥，卻容不下小民住在一個稍為似人樣的標準單位？
迫遷「寬敞戶」無法有效處理公屋量不足問題
其次，迫遷「寬敞戶」到公屋的「一人單位」，是否就等如整體可供調遷的單位有所增加？王先生如此擅長計算，居然看不清輪候公屋的，除了家庭之外，還有大量的單身人士？每年房委會編配給單身人士的公屋配額只有2000個，把這些限額都用盡了，住在劏房又自力更生的60歲「中年人」，又如何可以受惠於王先生的「建議」？
筆者在六年前本欄的文章《「供應」靠煉金術──回收舊單位》，曾經分析過有關公屋興建量、輪候冊與調遷比例的關係：在過去30年，興建量佔輪候冊的比例不斷下跌，而調遷佔輪候冊的比例卻持續上升，可見舊單位調遷已經慢慢取代興建新單位，成為輪候冊上可供編配單位的來源。
如果要進入調遷效率的邏輯，最關鍵的數字分析，是「寬敞戶」佔整體單位調遷的比例，是否有可能成為編配單位的主要來源。
表：2013–17年寬敞戶調遷數目與公屋實際編配數字比較（來源：房委會各年租住公屋編配計劃）
由上表可見，迫遷「寬敞戶」根本沒有可能成為整體單位調遷的主要來源，即使房委會不斷下降標準，每年被迫搬走的「寬敞戶」也不過是1000個左右，而且這1000戶其實是需要房委會額外騰空1000個「單人公屋」單位給予他們入住。無論如何，在公屋整體數字及興建量未能配合輪候冊需求上升的前提下，所有調遷都只是杯水車薪，完全說不上是有效率的分配。
製造不必要的對立，以科學的客觀外衣為包裝，不敢觸碰問題的核心，搬弄數字合理化「窮人鬥窮人」的「魚蛋論」，務求大眾把焦點轉移到「邊個窮人住大咗」，而不是去問為何我們的社會資源和空間分配，傾斜以至是一面倒傾向地主惡霸食利者的結構根源何在，大概是某類以經濟學家身分現身的評論人，最喜歡使用的一種議題設定進路。
原載於《信報財經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