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archive）這個詞可以指涉兩個不同概念：它既指庫存機構，也可以是庫存的文獻資料。法國當代哲學家德希達在《檔案熱》（Archive Fever）一書中，追溯arkheion在希臘文中的本意，是指一間屋、一個居住地、一組地址，是名為archons長官的居住地。
權力拉鋸
Arkheion是儲存官方文獻的地方，而archons就是這地方的最高司令官，他有保護文獻不受破壞的職責，同時對arkheion的藏品有詮釋權。Archons就是這個官方檔案的最高司令，檔案似乎是一場恒常的權力展示——檔案背後有最高權力決定什麼可以存檔、什麼可以銷毀，但各類文件從單純的紀錄、到檔案最後成為公開資料，當中從保密到解密，公眾知情權必然成為爭議焦點，總是在保存什麼、如何保存、公開什麼、如何公開上拉鋸。其實，在公眾知情權之前，決定什麼可以成為檔案的時候，已經有部分文獻在這個篩選過程中被略去。
經歷數年的研究，去年底出台的《檔案法》諮詢文件，當中最為人討論的，就是只處理檔案的保存和管理，忽略檢討如何確保檔案的開放度，以及對於負責檔案管理的官員有違規行為，沒有刑事罰則的建議。
這幾項都是重點的細節，但作為作藝術史的學者，研究範圍更是藝術檔案及檔案藝術，我關注的是「《檔案法》涵蓋範圍未必延伸至其他公營機構」這一項，因為當中涉及一向在邊緣也被遺落的公共文化藝術機構（如博物館），在今次諮詢中一再被視而不見，而香港藝術史的紀錄和文獻，亦因此繼續以不同零散的方式儲存在不同的相關機構，它們也許因此一直處於被不聞不問的狀態。
根據諮詢文件現行的機制是：「雖然各局╱部門須受檔案管理行政機制規管，但公營機構（廉政公署和香港金融管理局除外）則一般不受此限。」法律改革委員會從研究海外司法管轄區所見，認為沒有界定、也難於訂立公共機構的準則，於是認為必須審慎考慮及「採用『針對個別情況處理』的方式會較恰當。」
現時在政府檔案處找到的，多是來自不同政府部門的文書紀錄，當中也有圖片影像存檔，但多是政策制訂過程中所產生的各類型檔案。跟公共檔案不同，藝術檔案多是藝術家創作時用的資料、紀錄和草稿，又或是籌備展覽過程中的文字和視覺紀錄。
為何整理
我去年跟隨本地藝術組織「人人檔案」做了一系列對本地文化藝術機構如何處理檔案的調查研究，其中包括香港藝術館、亞洲藝術文獻庫、M+及中文大學圖書館等，在過程中發現他們當中有專門是藝術文獻研究的機構，處理方法都跟藝術史研究的方法相通，並能互相借鑑，也具備一定程度的開放性，機構也多是獨立性質。
然而，當中的公共機構，至少我認為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其下的藝術館是公共機構，它（它們）一直把籌備展覽期間的各種文獻、研究資料或相關的紀錄只視為「資源」，展覽過後，這一切都放在資源中心。
資源中心一直是開放予公眾，但究竟有多少公眾知道資源中心的存在，便不得而知了。又因為當中的檔案不盡是文字紀錄，也包含圖像、視覺資料，於是更難納入現行或相關中的機制，但難，不代表不去研究。
除了香港藝術館外，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其下還有歷史博物館、文化博物館、香港視覺藝術中心等，以及其下藝術推廣辦事處的場地，每年舉辦不計其數的展覽項目，當中產生文獻紀錄的數量是不能想像的。
假如，仍然不把此等公營文化藝術機構（不計M+這個難於定位的機構）納入《檔案法》規管的範圍，或者說仍然沒有一套更好的規範，把這些藝術文獻資料較有效及全面地存檔，我不能想像研究香港藝術史的將來，會是何等模樣。
刻不容緩
為什麼保存香港藝術史檔案是刻不容緩？因為藝術是歷史的呈現，更可能是歷史的重組再現。我們身處歷史被逐漸抹掉的環境中，也許在不遠的將來，香港的年輕一代已不知「六四」為何物，在翻查主流歷史檔案也是徒勞的時候，藝術檔案或許會留下一些痕跡，告訴未來年輕一代1989年6月3日北京天安門廣場民主女神像倒下後，有一群香港藝術家曾經在香港重豎神像。
《檔案法》專題五之二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博士生
文章刊於2019年3月4日信報專欄。本欄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