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力量網絡宣佈年底停止營運，終結17年以來推動公共政策研究的工作。研究總監葉健民教授講到，資源與自主之間的選擇是當中最大掙扎：願意背書的智庫資源就自然會盤滿缽滿；堅持自主就要付出巨大成本與代價，相當能夠反映出現今香港從事民間研究的處境。
都可老實向大家攤開帳目，我們營運5年的本土研究社一直受資源所限，保持7人全職研究員的小規模運作，研究項目涉及土地、房屋、社會數據、中港、檔案等範疇，每月營運15萬，總體全年開支170萬左右。相對於建制最大智庫「團結香港基金」的開支（1.6億） ，我們只佔他們的1%。其餘一些沒有那麼活躍的智庫，如曾鈺成創立的「香港願景」，開支也上千萬。（老實說，以他們的運作狀況及研究產量，有點不清楚為何開銷要上千萬。）
於是，堅持自主的民間智庫，與資源充裕的建制智庫，就成為了兩個世界。
現時許多建制智庫能夠如此輕易集資，關鍵不在「智庫」，而在於「建制」。坦白一些說，只要甘願服務土地利益，甚至邀請他們成為智庫的顧問或者成員，招募資源就根本不成問題，這對於堅持獨立自主的研究機構來說，絕對是個浮士德的誘惑。
智庫發展至今天的香港，甚至有些建制智庫會走法律空隙，會將自己註冊成為「慈善團體」，使捐款者從此享有免稅優惠。即是說，如果一個發展商將本應要交給政府的利得稅，捐給這些建制智庫，然後這些建制智庫再為他們爭取有利他們的政策環境，這不僅就形成了一種互酬性的勾結關係，更是形同拿政府可從稅收收取的公帑，來補貼這種「智商勾結」的事業。
所以說政府沒有「支持」香港智庫的發展，又不盡然是事實，這些「隱形」的公帑補貼，一般民間研究組織無法獲益，於是這個智庫資源大峽谷愈擴愈大。
雖然建制智庫它們資源充裕，但由於經常要靠邊站，面對問題時智庫很容易變得「智障」。即是說，它們為了推銷已定好的結論而滿口歪理，能做到以事實基礎出發則少之有少。例如，在去年土地大辯論中會找藝人推銷東大嶼、公私合營、為粉嶺高球場辯護等取態，都容易令公眾看到，它們其實有多靠自己的腦袋思考解決土地問題的方略。
而且，有不少其實創立的真正目的並不是為了真心做政策研究，一些為了「造王」、一些為了一時的輿論「造勢」，花錢做宣傳、賣廣告的費用，比起花在請研究員做研究還要多。無法印證，我更聽說有某大研究智庫組織，連自己的研究其實都是外判出去找人做的，有夠氣派。
但是對手的「強項」不能用來解釋香港的民間智庫為何生存困難的理由。21世紀的民間研究智庫，除了是承受要堅持自主要承受的資源壓力之外，其實更需要接受更大的時代挑戰。研究工作不能只在記者會發佈，然後透過游說就了事，在媒體紛眾化、政體威權化、資訊關注度只有半天的新情景下，我們需要有更多的心思，去思考及適應當中變化，找出新的互動方式、運作節奏與組織形態，當中都是需要每天向時代學習的新學問。
香港民間研究智庫要踏上一條研究自主的道路，就註定是歧途，需要的不只是勇敢與付出，有時也需智慧與運氣，在萬難之中找出破局的空間，與及在底谷中重新振作的能耐。近日我們本土研究社營運了整整5年，我們的定位除了繼續研究工作之外，也更注重在民間孕育更多有潛力的新研究組織，讓研究議題更廣更闊，與及為在艱難的道路上幫他一把，這是我們給自己的一個時代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