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戚本盛
當前校本管理的一個要點是「校董會法團化」，即由辦學團體成立具法團地位的校董會管理學校。近年不少事例說明，法團校董會似乎得享更大的自主權，卻沒有承擔應有的責任：一是實施校本管理後，學校提供的仍然是公營教育，學校仍然具有公營機構的性質，或起碼是類公營機構的；二是校董會須就學校的表現向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負責（見《教育條例》40AE2C 條），反過來說，常秘也須向校董會問責。從教育局官員的表現與言論看，第二點似乎受到選擇性的忽視，常秘有否盡責，頗成疑問。
資助學校遇有較重大的事故，自然應查明責任，起碼對日後工作也有預防意義。由校董會成立專責調查委員會進行這類調查，早有先例，到底是廿一世紀的文明社會了，公平、公開、公正，已屬不易之理，專制封閉，還能橫行到幾時？
所謂「公平」，最關鍵的是各方的申辯權（The right to be heard），硬譯為「得到聆聽的權利」也同樣易明。任何有意提供資料或意見者，均應有機會提供，但那不是權利，更重要的是，被指控者應有權利就指控內容作出申辯或解釋。讓這個權利得到落實，當然有相當成本，對時間、工作都有影響，更根本的是，正面的爭論也許是不少學校人員較不樂見、較不慣見的。我不敢斷言「以和為貴」是華人社會的特性，問題是，不讓人申辯的結論是否經得起考驗，是否合理，能否避開片面的指控以致誣衊呢？據我所知，便曾有辦學團體，雖白紙黑字列明投訴程序，但接到一定數目的教師向校長的指摘後，不予校長申辯而立即解僱，其理由是校長已難以領導云云，可是，如何確定該等投訴不是誣衊？如此究竟助長了怎樣的文化？
程序中不但要賦予被批評或指控者申辯權，如要落實得更好，理應容讓申辯者按其需要選擇第三者陪同出席或起碼列席。若想「家醜不外揚」，簽定保密協議即可解決，反之，即使讓人申辯，但有關人士礙於種種原因，例如承受巨大壓力，或會難以做好申辯。在較發達的國家，工會代表這時便有一定任務。至於香港的教師工會，即使大如教協，有沒有準備負起這個任務，則屬另一話題，容我另文再論。目下實況是，是否容許涉事同事邀請他人陪同出席或列席的做法，學校之間頗有分歧，有些以為可以「關門打仔」者，也許可請教同行容讓他人陪同出席或列席的好處。
至於「公開」，是指對相關的持分者（stakeholder）公開，起碼是直接涉事的人員，應該有權得悉所有資料及結論，調查人員不作任何隱瞞，若屬有理有據的調查，實在是不怕向持分者公開的。對較間接的持分者，例如學校的其他家長、其他教師等，公佈程序與結論，也是應有之義。至於是否再向公眾交代，當然與事件性質有關，不過，一般而言，結合起碼是類公營機構的本質，公開似乎利多於弊，遇有特別需要，例如學生的私隱等等，則可以代號隱去，甚或作若干簡化處理。其實，若事件無關宏旨，公眾也不會感到甚麼興趣的。
第三點「公正」，則可分兩點來談。第一點和「獨立」有關。法治有名言謂 “Not only must Justice be done; it must also be seen to be done.”（正義不但須伸張，也須讓人看得見。）在調查事故而言，這點「看得見的公正」，通常體現在調查人員的人選，以及該小組或委員會的秘書人選。東華三院這次為屬校李東海小學事故委出的調查人選，沒有甚麼爭議，一來在於有關人士本身的公信力，二來也都屬獨立人士有關。不過，我所知道的例子，竟有校政出錯事故，但調查人員要非校董，就是校長老同學的，如此便自留疑點，做不到「看得見的公正」。要做到這點，學校的投訴或調查機制即應盡量加入相對獨立的人士，例如大學學者、他校校長或資深教師等，受邀加入的人士，且當作社區服務而盡量不予拒絕。至於秘書，或因資源關係較難另聘專職人員，但與友校協商，在一段短時間內借調或兼任，也較任命原校權責難分者為佳。
另一點「公正」則和事實及合理有關。事實必須充份，分析必須符合專業的原則，才能達至結論公正。於此，向調查人員提供意見或資料者，以能提供書面證詞為佳，即使以訪談、問答搜證，秘書理應於事後提供謄本，以便核對，以免誤解。我所知的最惡劣的一個例子是，調查人員聲稱結論根據學生所說，但學生訪談原來沒有任何記錄，更不要說訪談後讓學生核對了。這樣一來，所謂「根據學生所說」便完全站不住腳，可靠水平連高中生做通識的「獨立探究」也不如。校本管理有這樣的水平，又和學校每年支取公帑之大、其教育影響人數之眾成比例嗎？
本文指出了校本投訴處理機制中、調查程序的幾個要點，或許可供改進投訴機制的朋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