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廉政公署今日發表了2018年度的工作報告，指去年偵查之案件中，「公職人員受賄或收受利益的貪腐案件有所減少，但由公職人員實施的詐騙、偽造文件、濫用職權等犯罪有所增加，特別是個別公共部門領導利用自身的職位以權謀私而觸犯刑法。」
我不知道廉署祭出這個比較的用意，但在我來說，這現象實在不是甚麼值得高興的事，事關對澳門社會而言，後者比前者更具破壞力。且讓我以廉署上星期公佈的兩則消息——兩則我認為場景若是香港，估計會成為一連串新聞的大消息，作為例子。
若將這兩則消息分開來看，分別就是陳麗敏、陳海帆的「親屬門」案以及市政署處長徐裕輝的「以權謀私」案。前者的具體內容，源於前檢察長何超明受審時，爆出陳麗敏（事發時為行政法務司司長）、陳海帆（現任行政法務司司長，事發時為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主任）兩位高官，在何超明清楚知悉其官職的情況下，分別向其舉薦親屬入職檢察院，而相關的親屬亦真能在短時間內成功入職。至於後者，則是徐處長濫用職權，將五百多頭格力犬的醫療照顧及絕育手術合約，批予其暗中持有股份的動物醫療中心；有關情況並非首次，而是有超過一百二十次成功獲得該處的採購判給，涉及金額達八百萬元。
嘮嘮叨叨說完案情，但其實說穿了，不過是「以權謀私」四隻大字，那何以「以權謀私」會比「貪污受賄」更具破壞力？因為由這兩宗案件，可以看出一個運行有效的「政商有機體」模式已然成熟。
這個「有機體」的運作，實則是由「近親繁殖」和「上下其手」兩件事構成。先安排親信進入體制，以求在特定部門中穩住一定程度的聲勢和控制權，繼而開始無視或繞過一些部門內的既定程序和做法，掃平內部的麻煩；同時，只要外部的利益集團（可能是暗中持股的公司，也可以是其他能提供回佣或利益的機構）準備就緒，就能透過大力批給外配服務而獲利，繼而將相關利益落袋以及分配予涉事單位，之後，再利用這個由政府提供，卻從沒有在官方層面明言的「員工福利」來招攬更多成員，壯大隊伍。若嘗試將這一模式與一般企業所面對之情況類比，一般企業擔心的客源、業務擴展和招聘，其實都不成問題，因為只要政府繼續運作、涉事者官位得保，客源、業務擴展就與政府的需要掛鈎，更有甚者，隊伍中的成員之「薪水」，有一部分已由政府負責，一般打工仔由於擔心公司前景而影響士氣等情況，亦不會出現，簡直是不少創業人士夢寐以求的狀態。
而這個「政商有機體」的禍害之所以比貪污為大，在於貪污也尚且是民間的資金落到官員口袋，從而在不同項目上謀求利益或方便，民間算是有一定程度的「參與」； 但「政商有機體」則是將外配機制摧毀，令政府希望謀求民間優質產品或服務的可能完全抹殺，將利益、機會鎖緊在小部分人的手中，完全與民眾脫離。更有甚者，相關利益集團為求擴大陣營，必定以信任度作為選材指標，用人唯親、用人唯信，最後，劣幣驅逐良幣。
「識人好過識字」、「碩士、博士、不及人事」，類似的說話，澳門人都不陌生，但當澳門——這個全球最富裕地區、高官們大呼要推行「陽光政府」、「科學施政」的地方，竟然還有一宗宗駭人聽聞的貪污舞弊、以權謀私案件，甚至還可以在兩者中作比較，不但荒謬，也是心酸。
在「壞與更壞」中選擇，你說，怎能不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