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1988年，巴勒斯坦全國委員會在阿爾及利亞通過《獨立宣言》，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宣佈巴勒斯坦為獨立國家，首都為耶路撒冷。201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投票表決，接納巴勒斯坦以正式成員國加入聯合國機構。然而，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掌控從未減少，巴勒斯坦人的衣食住行都受以色列控制，巴勒斯坦人出入須取得以色列政府准許。
紀錄片《拉娜的革命》（Naila and the Uprising）早前在香港放映，主角巴勒斯坦民運領袖拉娜（Naila Ayesh）來港出席映後座談。紀錄片講述拉娜由青年時期開始對抗以色列鎮壓的心路歷程。她致力於爭取改善巴勒斯坦的人權自由，是當地首個提出女性加入政治運動的領袖，她的經歷見證了巴勒斯坦建國歷史。
攝製團隊用了將近三年時間完成拍攝，訪問超過90個婦女。「我從未想過我會是電影主角。」拉娜說，攝製團隊多次找她拍攝，講述抗爭感受，又訪問了她的丈夫、兒子、親人和朋友，詳細記錄了所有歷史細節。然而直到紀錄片完成前兩星期，攝製團隊才通知她是主角，甚至將以她命名，對此她感到很驚訝，「這樣做很敏感，因為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故事，這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故事。」不過她仍然很喜歡這部紀錄片，認為它記錄了巴勒斯坦非常重要而動蕩的時期，如實反映巴勒斯坦人在該時期的生活日常，無論對於國內或海外的巴勒斯坦人都意義深遠。
多次被捕 監獄內流產
拉娜第一次被捕是1987年，她剛從保加利亞讀完大學回到巴勒斯坦，加入了政治組織「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陣線」，因參與「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而被以色列情報機關秘密監禁了45日。拉娜在監獄裡面發現自己懷孕，然而她受不住情報機關人員的拷問，不幸流產，自己也險些喪命，「我知道我的孩子在裡面是保不住了。」秘密監禁曝光後，拉娜才被釋放。
拉娜其後繼續組織巴勒斯坦婦女發動非暴力罷工罷市等抗爭行動，促使她在1989年再次被當局行政拘留。第二次被捕長達6個月，而另一方面，她的丈夫在她第一次被監禁後8個月後也被當局拘捕並監禁，「我的兒子只能交由親人照顧，我的心都碎了。」起初當局只容許拉娜和兒子見面，禁止他們觸碰彼此，後來經過幾番爭取協商，當局終於允許她在監獄中和兒子團聚。「我的兒子是監獄中唯一的男性，監獄中其他的女囚犯都當我的兒子是他們的子女」，兒子成為監獄中婦女的心靈支柱，凝聚了監獄內女性力量，彼此建立了良好關係，使她們更為團結。
監獄外的抗議，終於迫使當局釋放拉娜和她的丈夫，然而以色列對巴勒斯坦打壓從未見減弱，「我兒子有一天上學，親眼看見自己的學校在一晚後被夷為平地」，不少異見人士在街頭被毆打和槍殺。
赴海外發聲 籲國際關注
悠長的身心折磨並沒有磨蝕拉娜的志氣，被釋放後，她參與拯救巴勒斯坦政治囚犯的國際組織行動，她向政府三次提出要出國，但均被拒絕，「事情變得相當複雜」。後來當局允許她出國，但兩年內不准她回國，掙扎良久，最後她果斷地選擇拋下至親，離開加沙的家園，攜兒子到開羅與丈夫團聚，其後遠赴世界各地尋求國際支持，把巴勒斯坦人民的心聲訴諸海外，這是一個艱難的抉擇。
拉娜是少數負笈海外的巴勒斯坦女性，在不同國際場合，她是萬綠叢中一點紅，與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對話，宣揚巴勒斯坦人權狀況，「巴勒斯坦是世界唯一建國後仍被佔領的國家，國際對巴勒斯坦支持仍然相當不足，然而這對巴勒斯坦的解放非常重要。」
「女性得不到解放，巴勒斯坦也不能進步」
多年來，她堅信女性於解放巴勒斯坦的角色舉足輕重。「巴勒斯坦社會仍然由男性主導，然而女性得不到解放，巴勒斯坦也不可能有進步。」她成立首個巴勒斯坦女性組織，鼓勵女性加入對抗軍政府的政治運動，深信女性能夠成為解放巴勒斯坦的強大力量。然而，她坦言，參與政治運動對女性而言不容易，雖然社會已比以往開放，但大部份人仍然相當保守。她指出，巴勒斯坦議會內有兩成議員為女性，對此不少巴勒斯坦男性仍然難以接受，社會中針對女性的暴力亦常見，說服社會接受女性主導從來都不容易。但是，她相信社會正在持續轉變，「我曾見過有不少父親和女兒一起參與抗議」 ，她也指出，巴勒斯坦年輕一代變得更開放，也有不少以往參與地下組織的農村婦女將組織轉化為公開政治組織，很多英語能力強的女性遠赴海外演講，她深信，未來巴勒斯坦女性的力量會越漸變強，她亦指出「女性須具備獨立經濟能力才能得到真正解放」。
不想失去希望
被問及對巴勒斯坦前景的想法，拉娜指，隨住近年居住於巴勒斯坦的外國人增多，政府打壓相對收斂，減少了開槍次數，然而選舉中多數政黨仍然著眼於政治鬥爭，多於真心幫助解放巴勒斯坦。她表示，很多巴勒斯坦人都對前景不樂觀，「很多人開始失去希望，包括我，但我不想失去希望。」她坦言從未想過放棄，「這全都是為了下一代，即使在獄中，我也從未被監獄人員感受過我的意志開始變弱，我不讓他們覺得能夠打敗我，我永遠保持樂觀。」她寄語所有抗爭和被打壓的香港人，永遠要相信自己的信念，「需要有更多女性勇於爭取運動主導權，加上團結和堅持，才有改變的可能。」
記者：邱愛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