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喜華（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主任）
近月一直有本土民粹組織指摘持單程證來港的新移民對香港構成沉重負擔，更有立法會本土民粹派議員動議「改革移民及入境政策」的議案，還在議事廳內展示一幀「搭沉船」的圖片，表面上是指入境人數太多令香港超出負荷，實際卻是欲蓋彌彰的責難透過單程證入境的內地新移民逼爆香港，必須削減單程證。泛民議員為作政治表態討好選民，投票支持此甚為歧視及傷害家庭的議案，摒棄了曾經極力捍衛的人人平等、保護家庭的基本普世價值。還幸有四名泛民議員反對，站在弱勢及備受壓力的新移民一方，其行值得尊敬。動議與和議的議員除吸引了鎂光燈，增加政治資本外，並不見得對政策討論有何實質意義，其論調，還重複著二百年前的「馬爾薩斯錯誤」。
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一名十八世紀的經濟學者，在1798年提出《人口論》，認為地球人口會以幾何級數上升，但食物供不應求，將令人類長期陷於飢荒和戰爭之中，因此必須節制人口增長（尤其是貧窮階層的）以解決問題。然而，二百年後的今天，所謂馬爾薩斯災難（Malthusian Trap）完全沒有成真，因為他未能預見科技大幅提升了糧食供應量。現在看來，馬爾薩斯那極其片面及偏頗的「源頭減人」方案是非常錯誤的。
本土民粹派一直打著「香港人優先」的旗號，力指香港容量有限，必須減少外來人口，尤其是內地新移民，此論調也同樣偏狹。本土民粹派又一直利用公共資源看似出現瓶頸的情況，鼓動香港市民的恐懼，對新移民產生敵意。這種做法與在美國推舉特朗普上台、令英國陷入脫歐亂局、在歐洲令難民兒童陳屍沙灘、甚至最近在新西蘭屠殺回教徒等等右翼民粹主義對移民的歧視甚至仇恨，並無本質上的差異。
屠殺慘案後，新西蘭總理阿德恩曾說：「……我們不要讓種族歧視存在，因為種族歧視孕育極端主義，孕育一些不幸來襲新西蘭的事。」她還呼籲，若要塑造一處不會滋生暴力的環境，要政府與國民一同努力，才可消除歧視及仇恨。回顧香港，本土民粹派以「中港矛盾」作為主軸，配以「抗中反蝗」、「香港族群利益」等論述，不斷作出種種針對新移民的歧視行為，都不斷把香港社會帶往極端，恐怕已開始催生暴力。政府亦沒有預先規劃社會發展及適時公平合理地調動資源應付社會需要，令大眾怨氣日增，也令本土民粹派這些機會主義者有機可乘，製造新移民佔用緊拙社會資源的問題，把新移民踩在腳下，使自己踏上政治台階，吸納民眾支持。
本土民粹派一直迴避否認歧視新移民，辯稱要求削減單程證是控制人口增長，但背後的原因，卻又是力數新移民迫爆醫院用盡資源、好食懶飛依靠綜援、霸佔公屋虛耗土地等。當有客觀數據指出新移民並非增加醫療負荷的主因、申領綜援的只佔極少數且來港一年後才合資格領取、能入住公屋的都因為有香港家人，且受七年居港年期限制、新移民不怕辛苦從事基層工種，就業率與本地相約……等等，本土民粹派又轉移說不是歧視已來港的新移民，只是減少日後由單程證造成的人口增長，接著又重複指新移民是負荷。筆者希望在此針對幾個討論重點先作回應，然後再提出在討論單程證時應有的考慮。
香港正面對人口老化，較年輕的新移民來港可紓緩老化情況，這並非純為降低人口年齡，亦非妨礙改善安老服務，而是有實質作用，補充因老化而失去的勞動力。當現時正值壯年的新移民在年老退休前，也總算為香港貢獻出二三十年的勞苦。如沒有新增人口，難道要六七十歲的長者繼續辛勞工作嗎？
作為「與弱勢並肩」的左翼組織，本會也是早年成功推動最低工資立法的力量之一，日後仍然會繼續爭取改善基層勞工的待遇。有意見指若無新移民來港從事基層工作，可逼使僱主提高工資而惠及本地基層工人。不過，多年來本港失業率極低，達致全民就業的狀況，新移民來港並無低價搶走工作職位，一些厭惡工作仍是「工搵人」，無新移民來港也不見得可藉提高工資吸引本地人投身。值得留意是，基層勞工中不乏有內地配偶者，本會正正和他們並肩，維護家庭團聚權利，使內地配偶來港一起打拼生活，也好好照顧他們的小孩，令基層勞工能安心工作。
新移民會佔用資源嗎？當然會，但關鍵是多少。經濟學大師佛利民在評論美國對移民態度的轉變時，曾指出歡迎新移民來努力工作與享受福利是魚與熊掌的難題，是沒有可能兩者兼得的。如果新移民既有權來港團聚，又對香港社會是有所貢獻的，那麼也應該明白他們也會使用資源。香港人對此有意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應該理性地了解新移民使用資源的情況。從客觀數據可見，約三成新移民與香港親人居於公屋中，比例和全港人口相約、綜援受助人中只有百分之五是新移民、新移民就業率（54.2%）和全港人口（58.7%）相約，男性新移民的就業率（73.2%）更高於本港男性（68.4%）等，在在都說明新移民來港後，後使用資源的情況，並非如本土民粹派憑印象繪聲繪影的描述為「蝗蟲」一般。
筆者早前在《信報》推算每年單程證入境者只佔醫療服務總人次的0.5%，旨在點出本土民粹派要求減少單程證以紓緩醫療系統的負荷，實在是小題大做。有人不明白為何只計算一年之數？要回答此問題，必須先界定新移民究竟是指每年四萬多的持單程證入境者、近七年來約三十三萬持單程證來港定居者、或是自九七回歸後來港的超過一百萬單程證持有人、1961年首次人口普查後來港定居的二百多萬內地人、或是自二次大戰後除60萬香港人口以外新來人口及其後代？如果這城巿一直不接納來港移民，那怕是來港十多二十年的，也會被視成「新」移民，被排擠於主流社會之外，這也正好反映本土民粹派一直視新移民為他者，不願意讓他們融入，成為香港社會的一份子。
撇除新界原居民及外地出生的，現時有八成半的香港居民都是內地移民及其後裔。香港作為一個移民城市，這些移民經歷身份認同的過程，不是生於斯但長於斯，逐漸認同香港的核心價值，由新移民成為香港人。香港社會也是靠移民及其後裔來建設，令社會不斷發展。因此在討論單程證之前，應該先討論香港社會應以甚麼態度對待新移民，認為他們是社會負累還是有所貢獻。
常有人形容香港是一輛載滿客人的小巴，若再超載便會「一鑊熟」。若真如此，那麼不單是內地新移民，所有新增人口都不應該「上車」，包括非內地來港家庭團聚人士、投資移民、入境專才，就連本地嬰兒也不應該出生，可見小巴論有多荒謬。須知道小巴座位也可由14增至16，最近更加至19，香港也一樣，如果以往每遇到人口增長的挑戰便鎖關閉港，香港又怎能發展成為今日的國際都會？香港城巿承載量應該因應需求來規劃增長，使來者盡展所長促進社會發展，而非劃地為牢、固步自封！
單程證制度涉及中港兩地人口流動的複雜歷史、家庭團聚的權利。無論是否認同這歷史背景及普世權利，在討論單程證的利害時，不應只著眼於目前的限制及誇大新移民為負累，反而應正確認識新移民對人口老化、人力資源、都市發展等需要都有其貢獻。單程證制度並非不應改動，本會也一直認同單程證的申請審批制度更公開透明、香港政府也應向中央爭取提早交付申請人的資料等等。在體現家庭團聚的原則下，單程證的改動是有空間的。如此同時，政府更應積極規劃城巿發展、分配資源處理因人口增長帶來的新增需求。
二百年前馬爾薩斯錯誤的教訓是：眼前的資源限制並非可怕，可怕的是那種偏狹觀點，使人心胸日益狹窄，甚至阻攔社會發展，鼓動大眾的憤怒來針對弱者。這種「源頭減人」論調的錯誤及虛偽，本土民粹派正在重複著，原因在於其偏狹的思維及政治利益的考慮。法國思想家儒貝爾（Joseph Joubert）曾說，爭辯或討論的目的並非勝過對方而是進程（Aim of argument or discussion is not victory but progress），後來科學哲學家波普爾（Karl Popper）註釋「進程」是指「尋求真理的過程」。可惜本土民粹派討論公共政策的態度並非求真（以真實客觀數據真心為所有香港人尋求生活更好之道）而是求勝（勝出政治選舉或鬥跨相反意見者）。這種態度，在未來兩場議會選舉之前、在政府改善措施未到位之際，只會愈加激烈。
原刊於明報，此為全文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