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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

【文化論政】馬木池:訂立檔案法:為香港政府重奪話語權

【文化論政】馬木池:訂立檔案法:為香港政府重奪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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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認為,讓公眾取用歷史檔案的最便捷方式,是把已解封的歷史檔案數碼化,在網上公開,供免費查閱。圖為日本國立公文書館(Wikimedia Commons用戶Miyuki Meinaka圖片)。

香港應否訂立《檔案法》的討論已持續超過10年,延至2013年檔案法小組委員會才成立,委員會經過漫長的5年,進行43次會議,你能說他們不認真對待此事嗎?2018年12月「檔案法諮詢文件」終於出爐,實在讓關注者望穿秋水。

重構歷史的重要資源

檔案作為監察政府施政,向各級政府官員問責的依據。一直以來,都是民間關注團體要求檔案立法的主要原因。此事愈延宕,市民對政府施政愈失信任,猜疑政府官員會擅自銷毀檔案,逃避公眾的監察。

然而,訂立完善的《檔案法》,系統地保存政府檔案,以便日後公眾查閱,就只是為掣肘政府官員的權力,讓他們將來可能要面對「秋後算賬」的危險嗎?檢視當代歷史,在專制政權的管治下,政治權力的變動,往往會導致很多原始檔案和資料的缺失。因此,親歷者的記述(回憶錄),成為重構歷史的重要資源。

誰會主動記述個人經歷的故事?主要是受政權傷害而又掌握書寫能力的知識階層,他們重塑個人記憶時,難免會有偏向,不惜筆墨,渲染個人受到的傷害,不知不覺地影響了「故事」記敍。

二次大戰後的學術轉向,對於被動與沉默的普羅大眾,又或處於社會邊緣的群體的話說權,愈來愈受到重視,「口述歷史」研究的興起,種種「賦權敍述」的出現,正是要讓創造和經歷歷史的普羅大眾,透過自己的話語,重奪個人在歷史中的地位。

然而,記憶不是固定不變的實體,很多時受訪者對不同訪問者的想像,會影響他們對記憶的選擇,調整講述故事的內容和方法;而搜集「故事」者的意圖,他們選擇性的聆聽,同樣影響「故事」的敍述。因此,對於知識精英的個人記述,或是口述者的記憶,這種個體經歷,必須放在具體的社會歷史脈絡下加以檢視,規範個體記憶的偏向,抗衡社會派系政治對歷史記憶的操控。

政府檔案是重構社會歷史脈絡,讓公眾了解不同時期政府施政的具體內容的重要素材。若因「檔案的消失」,而授予「親歷者」或自以為為弱勢群體賦權的研究者「話語霸權」,讓他們壟斷講「故事」的權利,也就是壟斷重塑「歷史」的權力。

由此可見,訂立《檔案法》,保存完整的歷史檔案,建立完善的檔案查閱制度,是政府重奪話語權,施政者自我保障的重要手段。正如「檔案法諮詢文件」導言所示:「歷史檔案是(政府)決策、行動與記憶的紀錄,是代代相傳的獨特且不可替代的遺產。歷史檔案及檔案也是政府據此承擔責任的工具。管理妥善的歷史檔案及檔案幫助人們明白『政府行動所涉及的人、時、地、方法和因由』。因此,歷史檔案對於良好管治而言是十分重要的。」(頁7)

港府應盡快公開檔案

既然如此,不應再作猶豫,當務之急,是盡快訂立完善的《檔案法》,重建市民對政府施政的信心。《檔案法》必須賦予檔案處具有獨立而充分的權力,保證政府各部門能有系統地管理及保存檔案,依存廢期限把不再常用的檔案移送檔案處,由專業的檔案人員鑑定,選取具有歷史價值的檔案作永久保存;歷史檔案的完整性,會影響其價值,故應該盡量把涉及公眾利益的公營機構也納入《檔案法》的規管。

最後,歷史檔案不是古董,不應為收藏而收藏,其存在價值是被利用,愈多人使用,其發揮的作用愈大;讓公眾取用歷史檔案的最便捷方式,是把已解封的歷史檔案數碼化,在網上公開,供免費查閱。

以亞洲區為例,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即日本國家檔案館)2001年11月成立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亞洲歷史資料中心,以電子檔案方式,把近代、現代日本與亞洲相關的歷史檔案上載於中心網站,以供免費查閱;截至2017年2月底止,累計公開檔案210萬件(3000萬幅影像)。

台灣「國史館」為落實政府資訊公開的承諾,自2016年開始,把解密的數碼化檔案上網,供免費查閱;台灣文獻館的台灣總督府檔案,已全數上網。截至2018年底,國史館累計公開上網的檔案已達635萬頁。現已落於人後的香港政府檔案處應加把勁,以數碼化的方式公開檔案,各檔案使用者正翹首以待。

《檔案法》專題五之五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師

文章刊於2019年4月1日信報專欄。本欄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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