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先生病咗啦，佢會唔會好番呢？」這個1992年的經典廣告，如果現在重拍的話，地球先生就不止是「病咗」，而是「病危」了。
早前由學生發起的氣候變化遊行，在隊伍看到的都是國際學校學生的面孔。本地的學校不但不鼓勵同學參與，反而百般阻撓。香港人對於環境問題，仍然停留在「用少個膠袋」、「用少啲電」之類的層次（也不見得做得很好），還以為環境是可以為發展讓路、可犧牲掉的可有可無之物，即使被傷害了也是可以逆轉和補救的。
這個觀念實在是大錯特錯。
港府思維遠遠落後國際形勢
近日聯合國環境署發表第6期《全球環境展望》（Global Environment Outlook），以「健康地球，健康人類」為題，闡述全球在大氣候、土地、水、海洋及生物多樣性等社會生態系統，所面對的重大危機。內容非常值得香港決策者參考。
香港決策者很喜歡把不同政策分割開來理解。舉個最極端例子：明明氣候變化與空氣污染息息相關，環境局硬是要把控制碳排放和控制污染物排放，割開為兩個完全互不統屬的範疇，甚至有兩個獨立不互相干涉的藍圖，完全反映政府思維遠遠落後於國際形勢。
《全球環境展望》的內文寫得清楚明白，容我轉錄如下：
「氣候變化是重中之重的問題，它既影響到人類系統，包括人類健康，也影響到自然系統 — — 空氣、生物多樣性、淡水、海洋和土地 — — 並改變這些系統之間複雜的相互作用。」（《全球環境展望．決策者摘要》，頁8）
環境條件與社會條件互相影響
有什麼具體的例子？2015年，環境污染造成全球900萬人死亡，當中室內、室外空氣污染及水污染的情况最為嚴重。這些可被改變的惡劣環境條件，導致25%的全球疾病和死亡數目。無數的研究亦指向同一結論：環境條件和社會條件互相作用，當惡劣的環境條件（如污染）和惡劣的社會條件（如貧窮）相配合，將會大幅度損害人類以至是地球的健康。
圖：現時全球的社會生態系統，已經去到不能逆轉的「病危」情況（來源：《全球環境展望》）
現時全球的社會生態系統，已經去到「病危」情况。如果我們完全不去控制這些環境風險，對社會影響幾近是不可逆轉的：假如現時污染的改善速度並無逆轉的改變，2050年空氣污染仍然會是全球單一最大的環境風險，所造成的提前死亡人數，仍然會高達450萬至700萬之數。
代表生物多樣性的「地球生命力指數」，2014年的水平相對於1970年，已大幅下降六成，42%的陸地無脊椎動物、34%的淡水無脊椎動物和25%的海洋無脊椎動物瀕臨滅絕。如果你還認為動物的福祉與你無關，請了解到你可能每天在吃的止痛藥，或者是其他治療癌症的藥物或治療方法，其研究基礎甚至是藥理來源，就是源自於毫不起眼的各種生物。
香港人十分關注抗生素的抗藥性問題，父母帶小孩看醫生，最緊張的往往是醫生會不會處方抗生素。但如果我告訴你，喝水都會喝到抗藥性細菌，是否會令你多一個理由，要求環保署和衛生署共同合作處理有關風險？根據《全球環境展望》評估，到2050年，受到抗藥性的細菌感染將會成為全球傳染病致死的重要原因。由於世界各地經處理的飲用水中，經常都會發現大量對抗生素有抗藥性的細菌，因此淡水很有可能成為傳播這些細菌的重要媒介。
至於土地，現時全球有一半的可居住土地是作農業用途，理由非常明顯，因為要應付全球不斷上升的人口及糧食需要。全球有33%的糧食是被損失或浪費掉，超過一半（56%）都發生在已發展國家。環境局推動惜食的同時，我們的可耕農地卻不斷減少。香港的發展局及規劃署，除了不斷或明或暗「鼓勵」地主改劃農地及綠化帶建樓，又是否有一點曾經考慮過，這些不負責任的規劃，會成為日後香港水土流失、糧食短缺的元兇？
工程環境影響細節被隱沒
最能夠代表港式規劃的最佳例子，莫過於「明日大嶼」計劃 — — 典型的「先基建後計劃」，破壞掉環境後，才以人工方式作出各種規劃上的修補和改善。例如明明二氧化氮及懸浮粒子水平預計會超標，但卻因為發展是硬道理，無論如何也要去馬。更聰明的「處理方式」，就是索性把計劃斬件式「分拆上市」，起碼看起來可以削減環境影響的規模。
例如「堅尼地城——交椅洲連接路」，土木工程拓展署已「靜雞雞」完成可行性技術研究，其中「環境影響」的部分，只有薄薄的一張大圖，標誌着交通基建工程「可能」會影響到環境的部分。當中包括受幹道出口空氣及噪音污染影響到的皇后大道西、干諾道西、卑路乍街的一眾民居；交椅洲和青洲的岩鷺、白腹海鵰及鷺鳥林；還有一大堆因為地下隧道（對，填海之餘也要建隧道）爆破工程而影響到的摩星嶺一帶文物古蹟，這些細節都隱沒在工程是否超支的討論之中，無人知曉。
最離譜的港式規劃是這樣看環境風險的：中華白海豚數目就代表了海洋生態；空氣污染超標就引入過渡期安排；水質污染只求避開《保護海港條例》；只要在填海土地上興建「鉑金級」建築就代表減碳；填海的海砂竟然吹噓用本地的建築廢料，完全無視對生態的影響。難怪幾十年來香港發展一直順順利利，環境（保護）和發展一直十分平衡，都是多得這種視環境如無物的港式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