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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被迫長征,「外部勢力」要負多大責任?

中共被迫長征,「外部勢力」要負多大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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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繞泛民領袖及議員外訪,甚至被指「告洋狀」,多位健筆在報章論壇交鋒,甚為精彩。其中陳凱文君在是日《明報》的文章中提出兩點,包括中共本身也曾吃過「爭取外部勢力」的大虧,所指的是三十年代反抗國民黨第五次圍剿兵敗、繼而被迫展開「長征」的歷史;另外,陳凱文君亦質疑「陳太等人若真是『勾結外部勢力』的話,便涉及違反效忠誓言的問題」云云。反正指控者負舉證責任放諸法制與評論皆准,基層工人手頭上暫未有足夠資訊可以判斷這幾位賢達有否違反誓言的問題(甚或者已經離開官職的陳太還是否有義務遵行她的就職宣誓),卻比較關心文中引出了基層工人另一興趣的所在︰中共黨史研究的問題。

大約七、八年前,正值中共建黨九十周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學者黃道炫先生的著作《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 (1933-1934)》面世,在華文史學與文化界引發一陣波瀾,其中就為中共黨史上一件公案︰共產國際顧問李德在中央蘇區失敗的問題上要負上多大責任,提出了有異於中共正統黨史論述的視角與分析。

無奈的是,習朝收緊文化宗教學術討論的風氣遍及全國,一切關及中共正朔、領袖英雄形象的史事論述,都不得偏離官方主旋律,甚至以立法方式「禁止歪曲、醜化、褻瀆、否定英雄烈士事蹟和精神 …… 不得在公共埸所、互聯網或者利用廣播電視、電影、出版物等,以侮辱、誹謗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連法律都為中共黨史的討論劃定紅線,再輔以「八一」背景的電影或者中央電視台的軍史節目,以歌頌英烈事蹟的名義,將革命先輩蓽路藍縷、從無到有、小米加步槍戰勝飛機大炮的神話意識注入新一代的腦海,中國再難以像八十年代或者千禧起始數年般,興起以科學態度修正史學觀點、甚至挑戰官方主流史觀的風氣。陳凱文君文章中所道出的黨史,正是這類官方史的典型︰離地三千丈的李德,拒納有基層工作基礎有戰爭經驗的毛澤東的「正確路線」,胡亂指揮紅軍打正規陳地戰,損失慘重,直到在遵義會議上,中央軍事策略從李德三人團的錯誤中撥亂反正,才能重見光明。

上文提及的黃道炫先生,則是提出要擺脫過往黨的文件決議的框框,從社會、文化、以至「敵」情等多方面因素,去探討鑽研近代國共之爭歷史的先鋒之一。他在《張力與限界》一書中提出不少在官方史觀中較少著墨、甚至不敢觸碰的議題,例如國軍方面為第五次圍剿的規劃以至戰略,都優於過往數次圍剿,即使中共修正戰略方針,亦不見得有助於扭轉敗局,甚至紅軍根本也無甚空間可以運用後世所謂的「正確」戰術。另外,黃先生也曾在以往撰文闡釋指,中央蘇區有些政策措施,亦產生了「自毀長城」的效果,例如過「左」的「查田運動」,甚至連「白軍」中才有的強拉民眾當兵,亦有在紅軍發生。[1]

至於反圍剿的戰場敗績,「共產國際派來的人罔顧實際,胡亂干預和瞎指揮」有多大程度上可說是「主因」之一呢?黃先生在另一篇專門分析中共作戰指揮的文章中 [2] 則指出,起碼直到國民黨軍隊針對中央蘇區外圍作戰的階段,李德乃至共產國際仍基本認同游擊戰、運動戰的方針,例如共產國際在 1933 年 10 月和次年 2 月先後兩次電令中共中央,強調「不應採取陣地戰的方式,而應該在敵人的兩翼採取運動戰」「不能在強攻敵人的堡壘地帶的作戰中,獲得勝利」。

國民黨方面在第五次圍剿中的策略,則明顯有異於過往,「穩扎穩打步步為營」,客觀上令共軍本身擅長的戰術難以發揮,例如李德指出︰「在我們區域內進行殲滅戰的有利條件,只要不能誘敵深入,也就是說敵人不放棄堡壘戰,那就沒有希望得到」,連林彪也承認誘敵深入之道已經不再有效可靠。面對國軍戰略改變,毛澤東提出的是外線作戰,主動出擊,進攻圍剿國軍的後方。黃道炫則提出,「戰爭中一切行動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結果,而不是肯定的結果」,毛澤東提出要紅軍遠離蘇區,在沒有群眾基礎的地方作戰,頂多只可視為「置之死地而後生」的選項,但不足以反證中共當權派已經放棄了運動戰的原則。

及至廣昌一役,紅軍打破了不固守城池的慣例,在城市周圍跟國軍大打決戰而損失慘重,更引來彭德懷那著名的一罵「崽賣爺田心不痛」,黃道炫回顧了當時的前線報告乃至黨內文獻,比較持平地介紹了對於中革軍委為代表的爭論另一方的立場,例如博古(三人團成員之一)將戰役失敗歸因於彭德懷等前線將領而不檢討自身的決策失誤,固然有失公允,但博、朱報告提出前線部隊未有及時轉採陣地防御以至攻守失據,後來則發生了彭德懷在高虎腦一戰改採陣地防御而且獲勝;紅軍改攻為守阻擊為主,亦具有抵御國軍深入,為紅軍大部隊戰略轉移贏得準備時間的效果。

還是不要拉得太遠。陳凱文君與其他健筆交流的主旨,本為討論「爭取外部勢力」的利與弊,而陳凱文君則集中以第五次圍剿一戰為事例。但如果將視角拉闊至中國共產黨奪權建國的全歷程,蘇俄這「外部勢力」對中共的影響,以至毛澤東本人仰賴蘇俄的程度,實在是俯拾皆是。遵義會議後半年多,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合,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附近開沙窩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提出︰「地理上靠近蘇聯,政治上物質上能得到説明,軍事上飛機大炮,對我國內戰爭有很大意義。五次圍剿開始堡壘主義,我們對技術方面應很大的作準備 …… 我們基本上靠自己,但應得到國際的幫助 ……」即使西路軍後來功敗垂成,無法打通蘇聯直接支援的交通線,但仍有部份人員獲得蘇聯在軍事、機械、飛行以至醫學等方面的培訓,成為日後解放軍其他兵種的骨幹。[3] 當然更不能忽視中共藉蘇軍之助,在中國東北的爭持中盡得先機的歷史。

基層工人這一堆文字,並非旨在質疑或批駁一眾健筆的觀點,卻只是想在眾人談起國共內戰的歷史片段時湊湊熱鬧,就相關史料和史學研究的進展,留下一些補充和陋見。

參考:

[1] 黃道炫︰〈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原因探析——不以中共軍事政策為主線〉,中國社科院網站,2005年10月29日。

[2] 黃道炫︰〈第五次反「圍剿」中共軍事政策再理解︰以廣昌戰役為中心〉,摘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 2005 年卷》。

[3] 楊奎松︰〈蘇聯大規模援助中共紅軍的一次嘗試〉,《近代史研究》,1995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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