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不快樂，主觀的感覺與客觀的硏究都告訴我們這個城市的人不快樂。
聯合國永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於上月發表的《世界幸福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香港人的快樂排名是七十六，與我們只有一小時飛行路程之隔的台灣排廿六，不少香港人喜歡比較的新加坡排三十四，大家最愛的旅遊目的地日本排五十四，韓星們的國家排五十七。香港青少年自殺率近年急升。
根據香港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去年九月的最新數據，自2012-2016年間，15-24歲的年齡組別自殺率上升了76.1%。面對學童與青少年自殺，不少機構都出來發聲，講學生壓力大，情緒焦慮，急需關注。
香港人不快樂的原因，當然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一個協助打壓剝奪香港人政治參與權利的政府。這個政府可惡之處是它不僅在政治上加壓香港人，以法治之名，收緊我們的自由，它還在日常生活否定不少生活健康快樂所需要的東西，例如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林鄭月娥上場後，大打教育牌，撥款給學校，去年又宣布增加撥款，在小學落實「一校一社工」政策，今年財政預算案更提出「一校兩社工」。
為中小學增加社工名額當然是好事。不過只要想深一層，便會發現政府此舉實在粗暴可恥。此政策實際上是要社工做埋心理輔導的工作，既否定有情緒問題的學生需要專業的心理輔導，亦否定一大班長期在學校默默協助同學的學校心理輔導員。
社工的訓練，主要讀社會政策和社會學，以宏觀視覺看待服務使用者的處境。社工要熟悉政府制度、社會政策、福利資源等，為服務使用者以整全宏觀視野一同走出困境；而輔導員則更著重微觀的心理圖景，為服務使用者做心理分析輔導，協助他們慢慢回復心理健康。這兩個專業對於一個人的福祉來說都非常重要，假若合作得宜，可以發揮好大作用。
舉個例子，如果懷疑有小學生遇到家暴，學校社工和心理輔導員可以攜手去協助學生：輔導員可以用遊戲等技巧，讓學生在感覺安全舒適的環境下說出自己的遭遇，之後可以為學生提供系統的輔導，讓他們慢慢走出陰影；另一邊，社工就可以有更多時間，去做家訪、了解學生家庭的環境，聯絡警方、醫生、社署等部門，為學生營造一個更好的外部環境。
目前情況是假若進入學校工作，中學長期有「一校一社工」政策，因此社工工資穩定，個別有需要的學校也會聘請輔導員，不過沒有固定資源薪酬表，工資就參差不齊，但無論如何，都比社工的薪酬低。
輔導員等待十多年之後，政府竟然完全排斥了大量心理輔導員，只推出「一校一社工政策」，這導致許多學校解僱原本的輔導員，報導指出未來至少有200名學校輔導員因此失業。
幾日前，一班輔導員就站出來成立香港學校輔導專業人員總工會，希望推動政府為輔導員專業正名，確立薪酬表。工會幹事郭佩盈舉例指，學士學位的學校輔導員，在2011年時的起薪點約為12,000元，但到了2018年，同樣職位的起薪點只上升至13,000元；學位社工在2011年至2018年期間的起薪點，則由23,360元大增35.6%至31,685元，兩者天淵之。
排斥輔導員，對社工來說根本不是好事。 學生眾多的學校，社工根本忙不過來，一個社工可以做到的只是救火、處理危機，而假若有輔導員同事搭檔，則可以為更多學生改善心理健康狀況，防患於未然。
維護學生的福祉，本來就需要跨專業的攜手合作。其實講到底， 以如此粗疏政策去解決學生情绪問題，證明林鄭團隊根本不關心學生心理健康。他們不認為需要好好照顧學生的心理健康。面對學生輕生，他們只以將「一校一社工」擴展至小學回應。既不增加中學社工人手，更全面否定心理輔導員，並且否定學生的情緒問題是需要專業人士妥善處理。
假如他們的家人有情緒問題，他們會不會不安排家人見心理醫生？
這個政府可惡之處是它把大白象基建，千憶填海、充滿彈性，可以隨時更改的安全標準等同幸福快樂。
林鄭團隊的潛台詞是只要沙中綫可以盡快通車，發展商可以繼續有地起樓，市民便幸福快樂，情緒問題，用石屎解決，我們不需要專業的心理輔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