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World of Three Zeros (Photo credit: ODI in conversation with Muhammad Yunus)
文章標題改自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斯（Muhammad Yunus）的新作《A World of Three Zeros》，批判主流經濟學是造成社會貧窮、失業、促成大量碳排放的思想根源。尤努斯透過介紹各種重視人無私一面的社會企業（social business）實例，描繪一個沒有貧窮、沒有失業、沒有凈碳排放的新世界，認為經常強調人性自私、貪婪的主流經濟學，實在應該到了徹底反思，全盤檢討基礎的時刻。
不去刨根問底尋問最基本的人性假設，建基於主流經濟學的政策討論，注定會偏向資本的一方，以利潤最大化為主導原則。38位香港經濟學者高調力撐明日大嶼，認為這是合乎經濟效益的「上佳選擇」，就是最好的明證。理由是地價收入高於地價成本，因此符合成本效益。社會成本效益，在經濟學者眼中只是聊備一格，至於填海帶來的環境成本，更是沒有提上議程的資格。
現時民間回應明日大嶼的主要批評，就是認為填海開支是無底深潭，香港的下一代因而需要承擔不必要的風險。不過，這基本上仍是主流經濟學考慮成本效益的套路，並沒有點出問題的核心。
明日大嶼這類超大型的填海項目，基本上假定了一種處理社會問題、以至是推動城市經濟增長的方式；而這種假定，本身有著不可彌補的基本缺憾：政府和企業才是工作的創造者，因此是推動經濟成長的唯一力量。要維持經濟增長，就必須讓企業提供足夠就業，政府應該提供足夠的土地，讓企業進行商業活動，提供充分就業。
我們應該質疑這種經濟的發展模式嗎？假如你認為人類本性就應該為企業主貢獻一生去工作，這種發展模式也許沒有太大的爭議之處。可是，這種完全依賴政府與大型企業提供就業的經濟發展形態，實在非常不健康；透過大型填海或大型新市鎮的發展項目，例如動輒聲稱可提供數十萬就業職位的規劃，背後就預設了這種單一的社會與經濟結構安排。
人類本身就有潛藏的創業本能，有善於用創意解決社會問題的天性。
在香港，每一位在街道擺賣的小販，本身就是一個個微型的創業家。不需舖位、靈活機動，直接對應社區需要，曾經令不少基層社區直接受惠。小販經濟本身就是在地經濟，不需要用跨區就業津貼來「鼓勵」窮人「就業」。如果有經濟學家肯評估小販活動帶來的社會效益，可能比直接提供社會援助效益更大。
可惜的是，這種自發的經濟活動，和主流經濟學的教條格格不入。尤努斯創辦的格萊珉銀行（Grameen Bank），就是對應被主流經濟學遺忘的一群─婦女和窮人。他們大多沒有一般意義下認可的抵押品，根本沒有銀行願意借貸，讓他們可以自行創業；香港小販的情況也類近，哪有銀行會為只有一個木頭車的小販「融資」？更不用說政府種種以市容為由的打壓了。
我們是否有足夠的想像力設想這種的一個經濟發展圖象：假如香港社會能夠解放窮人的創業能力，讓更多的人成為微型的創業家，那麼這些人都將會成為一個微型的財富集中點。而這些人的財富，就不會流向社會收入金字塔最頂端的1%人口手中。這亦意味著，為那1%人工作與服務的人會減少，甚至讓更多婦女可以參與經濟活動。
這是一個扭轉貧富懸殊的新圖象：關鍵在於，經濟發展不可以依賴少量大型的經濟火車頭，而是應該透過普遍創業來達致。這種社會型企業不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的，而是把絕大部分的收入所得，重新投放在企業營運，擴大社會效益；而原先投放在社會企業的起始資金，則用來投資其他社會企業，包括能夠推動凈碳排放技術的企業。資本生生不息的流動，被賦予了改造社會的意義。
關於香港土地規劃，一直有所謂分配派與供應派之爭，前者著重土地分配與分配公義，後者著重土地供應與成本效益。但我認為兩派的一個更大差異，在於如何看待政府與個體在使用土地解決社會問題的角色：是需要政府擔當總設計師，以大政府的形態包攬土地儲備與經濟規劃；還是相信民間的力量，認為個體戶有能力自行選擇更合適的創業形態，只要政府不扭曲市場令壟斷者更形壟斷，就可以找到更有效使用土地的方式？
一般理解，是左翼會較支持大政府介入，而右翼會較支持個體創業。但在明日大嶼的例子裡，兩者的角色似乎互換了，反而是右翼要求政府要造好城市設計的總路線圖，必須建立越多越好的土地儲備，左翼則反對政府介入建立龐大的土地儲備。
要問的核心問題就是：香港的繁榮，是否就只能依賴大公司大企業的「永續」，而整個城市的制度設計，都以維繫優勢產業的繁榮為首要目標？在香港，這就意味著需要建立極多的土地儲備來滿足地產金融物流旅遊等等的「發展需要」，窮人在這種高度資本集中的經濟規劃當中，仍然處於失業與貧窮的「雙失」位置。
像明日大嶼這種極度破壞環境的發展，更是完全違反「零凈碳排放」的新經濟發展原則。這種以大政府介入才得以維繫的土地規劃與產業結構，由口口聲聲崇尚競爭與個體自由的經濟學者來出言捍衛，實在是對古典自由主義的莫大諷刺。
原文刊於《信報財經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