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人在紀念五四一百周年講話中告誡青年：五四精神就是愛國主義，所以青年要聼黨話、跟黨走。
五四當日,學生正因爲愛國，所以反政府，而不是聼政府的話。這是狹義的五四。廣義的五四，則包括新文化運動。1915年陳獨秀創辦《新青年》，推倒偶像和提倡個性覺醒，而不是要聽誰的話。五四後一個月，陳獨秀在北京散發傳單被捕。26嵗的毛澤東寫了《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說：中國外憂内患，但非最危險。「危險在全國人民…迷信運命，迷信強權。全然不認有個人，不認有自己，不認有真理。這是科學思想不發達的結果。中國名為共和，實則專制，…這是群眾不曉得民主究竟是甚麼的結果。」
1949年的毛澤東，又是另一個人了。西諺云：越變越不變。這句話用在近代「革命」不斷的中國似很貼切。眼前就是一幕幕復古大戲。早有網民調侃：清朝在大陸，中華民國在台灣。學者王飛凌乾脆就認爲當今中國是一個「轉世復活的秦漢政體」。
余英時教授近日指出，大陸歷届領導人的「儒家的政治語言越來越占上風，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語言則已淪為附庸的地位」。 無他，因爲馬克思主義也來自西方，同樣有顛覆性。要抵擋「西方價值」，唯有重振外儒内法的「中華道統」，比較安全——因爲不論其如何偉大，都沒有民主元素。
五四要為文革負責？
很多人未必同意陳獨秀代表了近代中國的民主力量。近年一些大陸學者繼承新儒家，指責「新文化運動…全面地反傳統…最終引發否定一切的文化大革命」。
其實五四主將沒有人主張過全盤西化。著名五四史專家周策縱說，全盤西化「只是五四時期以後一些知識分子提出的，并且很快就作了修正」。 其次，陳當時有一篇《青年的誤會》，警惕青年不要「扶得東來西又倒」，不要「你說要鼓吹主義，他就迷信了主義的名詞萬能。你說要脫離家庭壓制，他就拋棄年老無依的母親。」 可以看出陳沒有義和團/紅衛兵精神。
陳獨秀的民主思想是一貫的。陳獨秀的晚輩王凡西，在他的《晚年札記》，囘憶1937年去找陳獨秀，陳提及「武三思主義」：「我問他含義，他説武三思有句話：『對我好者為好人，對我壞者為壞人』。」
武三思是武則天侄子，史稱其性格跋扈而善奉承，因此得寵，為武則天殺掉許多人。他那句格言，普通人驟耳一聽，或覺理所當然，但稍加深思，便看出問題：陳獨秀想説的是，這類人，是非黑白，以我劃綫！做人無復有道德、原則及客觀標準。武三思主義其實和文革中所謂打倒一切的口號也是相通的：一切都可以打倒，但這「一切」不包括我。陳想警惕大家中國專制主義者的特性。
如果講到中西文化的分別，武三思主義可能是中國特有。歐洲中世紀的皇帝，無論如何獨裁，都不敢一切是非以我劃綫，因爲信仰輪不到皇帝管。只有中國，才有連信仰都管死、那麽狂妄的皇帝。
啓蒙在歐洲
五四被譽爲中國的文藝復興和啓蒙運動，爲何它沒有成功？李澤厚在1985年主張過《救亡壓倒啓蒙》的觀點。 六四後他和劉再復再發表了《告別革命》，認爲五四沒有帶來民主，因爲它帶來了革命，而革命總是造成「中世紀再次還魂」。
李的論點暗含「救亡與啓蒙必然對立」的前提，但這就有問題。荷蘭的斯賓諾莎是激進啓蒙大師，正正生於「救亡」時代，即1568-1648的荷蘭獨立戰爭，但他們的救亡沒有壓倒啓蒙。
至於革命，李澤厚認爲只有像英國1688年的光榮革命，即不流血的革命，才推動民主。但香港學者陳方正在論五四的書《大逆轉與新思潮》，便引述Steve Pincus，說1688也是一場「群衆性的、暴力的、造成分裂的」革命，然後總結道：1688不過是流血的1640内戰的繼續，「光榮革命是『大革命』的結束而非開端」。 英國革命也有流血，但換來民主。所以革命非必使「中世紀再次還魂」。
歐洲啓蒙運動帶來民主革命，歷經大震動而實現代議民主。爲何中國不成功？簡言之，有兩種革命：易姓革命和民主革命。中國傳統只有前者，只換皇帝不換制度，才會帶來中世紀回潮。而佔山打游擊，也近於易姓革命多於民主革命。但歐洲是民主革命，這種革命是變革制度，實現主權在民，所以主要民主國家，大多也從革命而來。民主革命的特點正是連普通人民也啓蒙並爭取民主，從中鍛煉參政能力，而非打仗能力。當年推動英國民主革命正正包括了平民派，他們成爲後來工運民主派的先驅。
大而化之談中國啓蒙未成功，不如具體研究近代中國的「現代化」力量，研究他們是否真的迫於「救亡」才放棄民主？
中國啓蒙爲何不成功
先看看國民黨。孫中山雖然講民權，但他的軍政、訓政才到憲政的思想，有悖於歐洲民主立憲原則—爲何不是一開始就舉行普選全權的立憲會議？等到你大權在握，還會自動向人民交出政權嗎？1929年胡適發表《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一文，便說他訝然警覺，原來孫中山根本無意立憲！ 孫的國民黨本身也極獨裁。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大會通過黨章，就規定「總理有最終決定權」。
孫中山有他的苦衷，説是迫於形勢，因爲「中國人民…奴心已深，牢不可破」，沒有民主能力。胡適便詰問：你不讓人民從實踐中學習，人民又如何學會？ 孫中山是自覺想做獨裁者，與「為救亡所迫」毫無關係。
再看看中共。雨傘學運想發動罷工卻失敗。但1919年的學生卻成功，這是因爲《新青年》在五四之前幾年已經積極從事民主與科學的教育，鼓勵青年深入基層啓發民衆。五四後一個月，上海工人便發動大罷工並蔓延全國。這才迫使北洋政府拒簽巴黎和會。中國民主革命也走上高潮。陳獨秀等人在1921年成立中共, 秉承歐洲左翼傳統，爭取民主立憲，1923年7月發表《對時局的主張》，號召召開國民會議，並要求國民黨帶頭(由於得到廣泛支持，所以孫中山才跟風）。
1921-27年的中共，無疑是工運民主派。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民主左翼，在大革命中不只被國民黨打壓，且被莫斯科牽制，導致革命失敗。失敗之後，莫斯科還要中共發動武裝起義，而喪失九成城市力量，不得不轉入農村。種種愚蠢政策，統統由陳獨秀背黑鍋並被開除。同時，中共從工人黨變為農民黨，且長期武裝割據，這種戲碼，近於水滸傳佔山為王，而不像左翼民主革命了。加上後來毛澤東自覺推行獨裁，則遠離初衷更甚。1942年延安整風徹底整掉民主精神，第二年中共就高舉「毛澤東思想」爲指導思想。同年3月，政治局終於學起孫中山，正式決定毛主席享有最後決定權，可以個人獨裁。 當時正值抗日，但製造獨裁者，對於救亡，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有何助益？相反，倒成全了易姓革命。
政治文化，全盤西化
孫毛之出現自非偶然。領袖是社會力量對比的總和結果，所以要從具體社會狀況尋找原因。但有人愛大而化之，把中國民主難產歸因於「中國人奴心已深」。這有如教練一邊說人應該習泳，另一邊揮動鞭子不讓人走近泳池，同時又說哎呀你真不長進。中國傳統固然缺乏民主元素，但此言往往變成「中國人民自己的素質太低」，專制者責任遂推得一乾二净。這真是連嚴復也不如。他譯述孟德斯鳩《法意》的時候，就强調人民懵懂，責任首先歸於專制者。 人民當然不能只靠指責專制者來翻身。那多份變成項羽「取而代之」的思想。我們還要自學自强，有針對性地學習中國傳統沒有的西方民主文化和習慣。這樣才能心靈和智性上脫離臣民，升華為公民。「你難道又要全盤西化？」對，但不是一切文化領域，而是限於政治文化，全盤西化。西方政治文化當然不是鐵板一塊，而是極爲多元，且為中國所缺。這正值得學習。中國人過去雖有學習，但恰恰在實踐多元上學得不夠，無法學好民主地處理意見紛紜及衝突。本來，在政治制度上，中國早就學西方，因此中國都是共和國，都有憲法，都承認主權在民。但光有表面制度不夠，還需要自强起來的人民。自强就需要合群爲力，學懂處理意見衝突。香港人以爲自己很西化，其實，不少港人連有效率而平等地開會也不懂，只習慣「跟大佬」。不要「中國人」身份容易，成爲真正公民難。
原文刊於《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