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在費城馬路可以見到的3D斑馬線
政府推行一項政策，是否不需要透過強制／徵費／立法等選項，便可以達到政策的目的？
答案當然不是簡單的需要或不需要。不過，就不少具爭議性的議題，聰明的社區設計，或者有助市民選擇一個更乎合公眾利益的政策選項。
芝加哥大學教授Richard Thaler的名著Nudge，便列舉了不少有趣的例子，供讀者參考。
其中一個例子，和近日香港政府倡議成立限速區有莫大關係。
圖：Lake Shore Drive
在芝加哥一條名為 Lake Shore Drive 的S型高速公路，是其中一個容易因車輛高速引致交通意外的黑點。但政府的處理方法，並不是單單成立一個限速區，而是在馬路上同時髹上一系列和馬路相交的平行白線。當白線最先出現在駕駛中的司機視線時，它們出現的頻率是平均的，因為白線之間的距離一樣；但當司機駕駛至危險的路段時，白線的距離會逐漸收窄，對於司機就會造成錯覺，以為車輛在不斷加速，因為白線出現的頻率不斷增加，自然反應會令司機減慢車速，從而達致限速的效果。
運用類似原理的，還有在各大城市慢慢出現的「3D斑馬線」，巧妙運用視覺效果，不用在路面上設立路丘（speed bump），也能夠令車輛不自覺地減速。
這些巧妙利用人的心理特質，以達致設計者某種行為目的的社區設計，往往是推動政策創新不可或缺的工具。
Thaler聲稱他持一個libertarian paternalism的立場。直譯就是「放任自由主義式的家長制」，字面上不容易理解。核心的想法，是在如何不大幅限制人的選擇自由的前提下，都能夠透過種種有形或無形的社區、產品及政策設計，改變人的行為。而改變人的行為的價值基礎，正正是相信人會犯錯，人有種種認知上的根本缺憾，必須透過審慎的設計去幫助我們作出正確的選擇。這與傳統經濟學所持的經濟人(homo economicus)立場，認為人完全理性，可以透過市場價格找到最優選擇的觀點，大異其趣。
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強積金中的預設選項。從傳統經濟學的角度，當然是越多強積金的選擇越好，因為越多選擇，就會越多競爭，而只要政府要求公司提供充足而公開透明的資訊，市民便可以在云云選擇之中，揀一個最適合自己的計劃。
我們幾乎每一個人都可以肯定以上的場景不可能會發生。Thaler在書中舉的例子，是很多教授終其一生，都不會改變他們退休供款的初始資產分佈，有更甚者，有些夫婦的退休計劃受益人，竟然是他們仍然為單身時候所設定的（自己各自的）父母！
這充份說明了「預設」的力量，或者是慣性的偏差，令人往往不會主動去選擇一些與自己利益攸關的選項。在這個前提下，假定強積金的預設選項（例如是指數基金）能夠為一般人帶來比較大的收益（假設管理費最低、平均回報不差於「大市」等等），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政策設計，或者nudge。
以上想法與政策創新有何關係？某程度上政府在推出政策時，都假定香港人是傳統經濟學的「純粹經濟人」，不但完全理性，還沒有認知缺憾，知識水平豐富，甚至有無限時間，可以在極短時間內理解複雜議題。
為什麼我作出這樣的論斷？以最近期的電子道路收費為例，政府希望在中西區區議會得到支持，四出進行遊說。但遊說的方式，卻往往自說自話，羅列籠統而非精細的數據，令人無法有效想像政策實際成效，而回應策略上更未能對應反對者的情緒，只機械式地重覆香港擠塞問題嚴重，必須透過徵費解決，完全不能（至少表面上）進入對方的語言系統。這怎麼可能開展有意義的討論？
試想像，如果我們討論解決擠塞的方法，不是單靠專家的背書，然後以「理性討論」的框架，標籤反對者的講法為「情緒式回應」，而是透過上述的社區設計方法，用實際的例子去呈現具體的效果，例如用「3D班馬線」去看看限速是否會引致交通擠塞，相信可以縮窄不少因認知差異、或者消減種種想當然的錯誤前設而引致的溝通失效。假如最後政策不幸未能通過，而政府又再次把失敗演繹為地區的情緒反對，這根本無助於推進一些具爭議性的政策。這難免令人猜度，究竟政府是否有心去推動政策，解決問題，還是只是為交功課而強行「諮詢」。
所謂的政策創新，其實不外乎要求主事者要從實際角度去考慮，一個怎麼樣的設計，才算是兼顧使用者的心理狀態和合乎公益（但往往未必合乎私利）的政策目的。更加重要的，是在理性討論和價值立場宣示以外，為進一步的政策改變，創造良好的社會條件，避免因為各種偏見而形成不必要的爭執。
原載於《信報財經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