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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論政】何玉芬:社會動盪中的問號

【文化論政】何玉芬:社會動盪中的問號

「我們能為這城市做什麼?」

幾個月來,在中學工作的校長同工,抵着四方八面的壓力,竭力保持學校作為「政治中立」的組織,不同的持份者,無論家長、校友,也不能視學校為宣示政治立場之地;與此同時,從教導者、照顧者的身份,我們把所有精力和資源聚焦學生身上,大多數校長和教師,都積極以彼此尊重的態度,與在校園內以不同形式表達對社會事件的回應和情緒(包括罷課、築人鏈等)的學生,保持溝通,但同時堅持理性討論,校園內人際間不因政治、背景的差異而彼此割席、攻擊。

我們過往常掛在嘴邊,「學校作為學與教的場景」、「關愛校園」,這學年開課以來,發覺得原來並非理所當然……校長和教育同工們作為香港人,可說是格外努力地在做好專業身份賦予他們的責任。然而,社會形勢愈來愈困難,心裏難受之餘,不禁問:我們能為這城市做什麼?

11月18日中午後收到一位社福界朋友的短訊,十分關注和擔憂被困在理大人士的情況,特別是當中有一定數量未成年的中學生。事實上,從當天媒體報道情況所見,警方與理大內的抗爭者處於極緊張的狀態,嚴重的衝突似乎要一觸即發。朋友問:中學校長可做點事,幫助那些在理大的學生嗎?

她的一問,呼應着心中的問號——「我們能為這城市做什麼?」是出於自覺能力極有限、在複雜紛亂的環境中個人的認知、對形勢和所謂事實的掌握感到無力,在消極甚至頗為絕望的現實中,因着信念而嘗試尋求卑微的可能性。

掛上與朋友的簡短通話後,以微小的信心聯繫立法會教育界議員、認識的和不太認識的校長。一個小時後,在葉建源議員的組織下,中學校長會、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和好幾位個別校長在立法會召開記者會,要求香港政府及警方讓校長往理工大學接學生離開,並強調以學生生命和人身安全的人道處理為前提,讓年輕人在自願情況及校長陪同下,登記個人身份便可回家,不是自首、也不是被捕。

連同隨後的3天,約有100位校長曾參與「接學生」行動,估計約接走了300名中學生。

「校長,你會保護我們嗎?」

這是我的學生在9月3日問我的問題,在腦中縈繞揮之不去。為什麼她會提出這個問題?她期望我給予什麼答案?背後的訊息是什麼?

11月18日當晚至翌日凌晨,約60位中學校長自發進入理大現場;過程媒體已有不少報道,也有幾位校長曾接受專訪,容讓我做一個側寫,記述幾個令我難忘的片段:原定可進入理大現場的是7位校長代表,另有52位校長自願在附近一所酒店守候數個小時,不斷嘗試接觸可能在理大內的學生進行游說,勸阻他們以激烈方式突圍。

最後,警方同意讓這批校長進入理大,60位校長當然了解行動潛在的危險,但沒有一人退縮;理大內的抗爭者、留守者對我們這些「外來者」起初抱以十分懷疑的態度,甚至極抗拒、仇視,這當然可以理解,但也令不少校長處於更困難甚至危險之中,部分校長第一晚未能說服學生而無奈折返,目睹他們強烈失落和擔憂的面容,我感受到他們對學生的愛;多位校長連續兩三天到理大,十多小時就是要等待自己的學生改變心意,或接觸理大內的留守者,無論認識的不認識的,都表達關心,隨時提供支援……

校長行動能夠為一個重大危機提供「另一種可能」的解決方案,當中沒有精心部署、沒有策略藍圖,但如我們真的能帶來改變,那是因為一班教育工作者當刻本着無私的愛、把照顧者的角色發揮極至,打破個人顧慮、組織間的藩籬,放下身段,嘗試付出,走入年輕中當中,讓大家明白「以善勝惡」(來自《聖經》),不被仇恨主導或蓋過理智。

校長,一定是高牆?

無可否認,校長們在這學年不好過。我們的本業秉持教育專業,外界不同持份者以至非持份者,一邊廂說校園要政治中立,一邊卻期望我們擔當政治任務。從前我們遇到特殊情況要「啟動危機處理程序」,由上學年底至今,全校長期處於危機處理狀態。而個人以為最荒謬又難過的是,人際間的、特別是年輕人與我們之間的信任變得非常脆弱。眼見不少教育同工因其位置、背景,以至家人職業,被標籤、被質疑、被扣上一種顏色!「校長」當然不能幸免,因他們在學校這組織中擁有權力,就被定義為「高牆」,必然地與「雞蛋」對立。

親歷理大事件,個人最深刻的領悟是,確認身處的校長群體中,仍抱持對教育和年輕人一份非常單純的承擔。校長不一定是高牆——不因為我是校長而要為自己辯護,我是親眼目睹、第一身的被感動。當晚我擔當聯絡工作,在有關行動細節的註腳中,加了這一句:「年輕人可不相信個別人,但要相信校長群體。」

下一步要怎樣走下去?

要再三強調,理大事件不是政治行動,校長們了解專業身份的權力和責任。但我們可思考校長角色和身份的轉變。

群體,讓我們在個人化的專業身份和實務操作基礎上,實踐、交流、互相感染集體意識和價值信念,轉化為行動,我理解為建構教育專業身份上多一重的「公民身份」。校長作為學校領導的舵手,在紛亂盪的環境中,除了過往最擅長和習慣的行政角色、課程領導角色、專業發展角色、聯絡人角色,如何理解和實踐在社會關鍵時刻和問題上可發揮的專業 × 公民身份,須進一步探討。

另一方面,不少教育同工都會認同,過去我們認為行之有效的,無論與學生溝通、危機處理、輔導支援,以至課程和教學等方面,都有落後於今日處境的感覺。早前聽蔡元雲醫生說,未來教育工作者要de-learn,再re-learn。我深有同感。

不過,要learn什麼?關鍵的問題是:從專業出發,讓教育專業群體有最大的參與,反思教育的內涵,尋找未來5年、10年的路向。這須經歷大量的思辯和掙扎,也將是一個痛苦的過程。

何玉芬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副主席

本欄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