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誠與廢物,本來是兩碼子的事,沒有必然的關係。
忠誠的人,可以是廢,也可以是不廢;同理,不忠誠的人,也一樣可以是廢,可以是不廢。
忠誠是一種關係,有平等的,也有不平等的。平等的如倫常的夫妻、兄弟姊妹和朋友關係,忠誠是建立於互信和互相尊重的基礎,一方背信不忠,破壞誠信,便百次不用,雙方關係對等,互為互動,所以你不仁,我便不義,忠誠並非絕對。不平等的是有上下尊卑之分的權力關係,從家庭、企業、組織到國家,都普遍存在。在上位和當權的人,當然要求在下位和受管治的人忠心不二,誠實可靠,但權力關係儘管不對等,也不是無條件的。所謂民無信不立,即使在傳統的封建社會,帝皇要長治久安,也要行王道,取信於民,否則以專制強權壓迫人民和下屬,要求絕對忠誠,頂多只會收一時之效,決不能教人心服口服,到頭來大家只會虛與委蛇,虛應了事,就是甘心做奴才,也決不會徹底忠誠。
廢與不廢則是能力問題。在中國人社會裏,真正有能之士,恃才傲物,特立獨行,在當權者和主子眼中,通常被認為不忠心可靠,其心必異,既想利用他,又不信任他,心態永恆矛盾。常言道的疑人莫用、用人莫疑,是理想境界,但真正不忌才和有容人之量的領導及管理層,鳯毛麟角,百中無一。他們當然希望魚與熊掌,下屬忠誠與才能兩者兼得,但真正的千里馬,固然需要伯樂的知遇,然而要出人頭地,獨當一面,最終一定不會對主子忠心不二,所以退而求其次,大多主子寧願下屬才能次等,也要求絕對忠誠。愈有和自以為有能力的人,每每愈不信任有能力的下屬,一代梟雄如曹操,就是不相信聰明絕頂的楊修,所以後者不能不死,反而庸庸碌碌的劉備,卻會重用不世之才的諸葛亮,全因孔明忠貞不二。一句話,在以人治為主的中國人社會,從家族企業、社會組織到政府機關,大多是忠誠廢物,因為是制度使然,忠誠的能士不是沒有,只是例外。
每一個國家民族,東方也好,西方亦罷,歷史使然,都有其維繫社會秩序的意識形態。中華民族獨尊儒術幾千年,儒家的五常倫理之說,影響深遠,根深蒂固,即使中共解放大陸,曾經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又發動文革清算舊文化,但時至今日,大陸從民間到政府,管治之道,都不脫儒家的人治色彩,甚至西化如香港、民主有成如台灣,以至海外華人社會,都不可能完全不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東方社會本質上是集體主義,「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儒家的五常倫理之說永恆不滅,並非沒有道理。不過,儒家用仁、義、智、禮、信作為為五常之綱,規範個人的德行,要求子民忠、孝、友、悌,修身齊家,以維繄社會國家的穩定,也有先決條件,就是當權者首先要身體力行,樹立榜樣,作為表率,如果其身不正,自己不仁、不義、無智、失禮、失信,又不忠、不孝、不友、不悌,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其令必不行,所謂反求諸己,正是箇中關鍵。
中共人治也算了,但自己失信於民在先,自己制定的基本法也不遵從,一改再改,而且愈改愈自相矛盾,無法自圓其說。明明不單不是「循序漸進」,而是全面倒退,行政長官永遠也不會「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基本法第四十五條),以及立法會也永遠不會「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基本法第六十八條),那麼干脆宣布回復港英管治時期,由中央指派京官治港,再由行政長官任命所有行政會議和立法會成員好了。至少,保證香港百分之百行政主導,當權者絕對忠誠,管治效率一定大大提高,倘若仍然無法有效管治,搞好香港,就肯定是政治廢物,再無任何推賴借口。
中共不相信普世價值,永遠認為中西有別,所以中國搞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實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和香港現在要搞的是「有香港特色的民主選舉制度」。但掛羊頭賣狗肉,本身就不忠於事實,絕不誠實,試問又豈能取信於民和西方國家呢?
我同意中西文化的確有別,嚴格而言,每個西方民主國家的民主制度也不盡相同,各有社會歷史文化遺留下來的的特色。英國、歐洲部分國家以至日本和泰國都是君主立憲,保留傳統的封建皇族殘餘勢力,以維繄社會國家穏定,與沒有歷史包袱的美國和加拿大不同。最近的皇室梅根事件也惹起爭議,但英美孰優孰劣的爭拗太無聊,扯上意識形態「左」「右」之爭,只是混世打活的KOL之搞作,無謂花時間討論。但西方社會基本上是個人主義,以人為本,卻是她們共同的地方,也是不爭的事實。作為資本主義國家,西方社會也有其倫理道德規範,以維繄社會秩序。讀社會學的第一課,便會教你「結構功能主義」(Structural Functionalism)學派兩個最基本概念Status(身份)和角色(Role),每個人在人生不同階段和場合裏,都有著不同的身份,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而每個身份和角色皆有其規範和準則,必須遵守,不得越逾,並且會社會化(Socialised)和內在化(Internalised)成為個人的道德操守,如果違反,自己亦會認同犯規。用社會學的術語說,叫做「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分工愈精細,每個行業都會有其相適應的「工具理性」,也是其專業操守和準則,醫生、律師、建築師、警察、水喉匠全........全都一樣,沒有例外。表面上,身份與角色之說好像與儒家主張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類同,但實際上分別很大。前者是動態的,更符合現代多元化社會的實際需要;後者畢竟是農業封建社會的産物,有一定的絕對性,凌駕一切社會關係,情大於理,不合時宜。
西方社會也重視誠信,體現於現實生活上,就是普遍實行Honor System,假定每個公民都誠實,予以信任,直至發現其背信違諾,便會嚴懲,列入黑名單,窮追猛打。這種社會制度,大大減低社會交易費用,符合資本主義的經濟效益,但違反規則、背信棄諾的人要付出很大代價,所以生活在西方民主社會,個人不忠誠,最終必成社會廢物。
在政治制度的設計上,民主選舉要求政客政治忠誠,卻絕不信任他們的忠誠,因為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是人性使然的不易定律。很多人誤以為民主選舉是選賢與能,其實恰恰相反,民主是建基於不信任政客之上,能力並非最重要,反而確保當權者不得濫權,以及限制當權者的權力才最重要,所以任期有時限,再英明的領袖也要定期更換,並且可以通過彈劾或選舉將他們趕下台。英國二次大戰抗戰英雄邱吉爾在戰後大選被選民捐棄,便是最佳例證,所以留下了「對政治領袖無情是偉大民族的標誌」的千古名言。因此,在去年美國總統的選舉上,絕大部分海外華人的取態,反映他們的民主觀念其實和西方社會本質上有根本的差別,不知道特朗普落敗的最大原因,就是大多數美國人不予信任。
只有政治無能的人民才需要「偉大的領袖」,對政治領袖無情才是必要的民主素養,對政客絕對忠誠的民眾,必定是政治廢物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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