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捐款

支聯會存在的唯一意義

支聯會存在的唯一意義

「支聯會」是簡稱,全名不單現時對中國沒有多大感情也不認同中國人身份的九十後和千禧新世代香港年輕人不會知道,亦無心查究,即使八十後出生的,八九六四期間,也曾跟隨父母遊行的子女一輩,受過運動的洗禮和衝擊,恐怕也不甚了了。

「支聯會」的全名是「全港市民支援北京學生愛國民主運動聯合委員會」,重心是「愛國民主運動」,主角是「北京學生」,「全港市民」或「香港市民」則扮演支援角色,名副其實是「大台」。

八九民運的性質是「愛國民主運動」,是中國八十年代開放改革的歷史產物,與文革以至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不同。前者是毛澤東利用解放後大陸出現官僚階級與廣大民眾的矛盾發動紅衞兵批鬥以劉少奇為首的官僚階級,企圖重新奪權,紅衛兵年少無知,一腔熱血,基本上也受愛國主義的感召;後者是文革後的反動,鄧小平復出受到「四人幫」打壓,群眾借周恩來之死發難,裏應內合,終於出現宮廷改變,打倒「四人幫」,本質上也是愛國主義運動。

文革與民主完全無關,只是運動本質上是群眾運動,沒有明確政治理想和信念,結果造成當代中國最大的政治災難,後遺症至今仍未徹底消除。天安門事件雖然沒有以爭取民主為目標,但運動中的先鋒人物如魏京生,已經覺醒,矛頭直指一黨專政的弊端,要求政治改革,與八十年代初民間出現李一哲大字報,提出社會主義民主的主張,一脈相承,承先啟後,亦為八九民運播下思想種子。事實上,八九民運歷史重演,因「改革派」胡耀邦逝世而掀起,表面上的政治力量是青年學生,但真正的幕後骨幹和思想領導,卻是支持開放改革的知識份子如方勵之、嚴家其等人,以及受天安門事件洗禮的中堅份子如陳子明和王軍濤。1989年剛巧是開放改革十年後,早期的開放改革非常成功,大大解放農村的生產力,利國利民,但85年開放改革開始進入城市,依靠市場建立的新興經濟力量,嚴重抵觸和挑戰城市傳統上以國企(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產物)維持自身利益的官僚階層,中共黨內明顯分裂,出現所謂「改革派」和「保守派」,壁壘分明。其實,1986年至1987年,北京、上海和全國大城市已經爆發學潮,學生走上街頭,要求民主、自由、人權和政治改革,胡耀邦便因為寬鬆處理而垮台。

89年適值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和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發表二百周年,全國知識份子聯名上書中央,要求保障人權和民主政治改革,年頭已經山雨欲來風滿樓,「改革派」胡耀邦猝然逝世只是導火線,歷史的必然終於通過歷史的偶然體現,爆發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性質上亦是愛國主義,但政治目標明顯不再是社會主義民主,而是與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相適應的民主政制,要求結束一黨專政,實現兩黨以至多黨政治。

八九民運不成功,便成仁,八九六四沒有令共產黨分裂,反而在鄧小平的威權下,用「發展就是硬道理」和瓜分經濟特權利益,解決了所謂「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矛盾,繼續和鞏固共產黨一黨專政。中國的社會性質,既非原來的社會主義,以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為主導,輔以個體市場經濟,又非完全以自由市場經濟為主導的資本主義,而是國家資本主義和紅色資本主義為主導的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的混合體。廣大人民和統治階級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卻沒有轉化成為政治上的民主訴求,只是要求保障自身經濟利益的維權運動,包括最基本的人權。換言之,共產黨內部固然沒有要求政治改革的動力,民間也沒有民主的政治訴求,中國大陸根本不存在民主運動的土壤,有的只是維權運動和知識份子要求爭取保障人權自由。民間支持政府的愛國主義行動如最近因新疆棉事件而出現自發的扺制外國名牌企業的行動,也與上述的愛國主義運動尤其是八九民運完全不同。今天的國民絕大部分利益與國家利益基本一致,沒有人會支持國際抵制中國促發所謂「支爆」,愛國主義是為了自利而非民主理想。

支聯會其實已經名不正、言不順,提出的政治訴求在大陸和香港都沒有現實和實現基礎。它的存在反而只是反對中共在香港實行威權統治的一面旗幟,支聯會年年行禮如儀的形式主義活動和年輕新世代全不認同的口號並不要緊,因為香港民怨極深,廣大民眾憤怒不息,意氣難平,只要是矛頭對準中共,可澆心中塊壘,發洩政治不滿,便會繼續為民眾受落,即使是如今碩果僅存的「大台」(至少名義上如是),也不會受迷信Be Water 和反對「大台」的大眾唾棄。

(本網歡迎各界投稿,文章內容為作者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網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