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慣了在戲院電影播映中摸黑寫筆記，為電影的細節及自己對電影的即時反應作記錄 (據我所知林奕華和紀陶都有這個習慣，不知他們同不同意這是「職業病」)，記性差，怕觀影感覺散場後瞬間失去，種種原因令我看電影時筆記本不離手，看《四大天王》我卻隻字沒記，但如果要我這刻道出片中的細節和對白，我卻可以爽快答出。是甚麼令我對某些內容千篇一律的電影如此善忘，反而會牢牢記住一部敘事結構和風格皆嶄新(起碼在本港)的電影的內容詳情？複雜和新鮮的東西不是應該更難令人消化和適應嗎？然而偏偏，它令我腦部運作，然後在思考的軌道上印上了一道深深的痕跡，故無須強記，創作人的論點已經自然地紛紛點列在我的印象裡。
有評論說電影是笑裡藏刀，說得很陰深恐怖，但那張刀到底是用來濫殺無辜，還是「劏豬」？對香港人來說應該是更值得思考的問題，電影對香港樂壇和娛樂界有針針見血的批判，開宗明義地宣戰的對象，並非指定某君，而是好一些被有機地潛移默化、錯誤地約定俗成的可鄙價值觀，這些價值觀與委曲、貪婪、卑劣、混帳、隱惡揚善、惺惺作態、不知廉恥等等形容詞都可以掛勾，最恐怖的是，這是以壓倒性姿態支配我們社會的主流文化，衹要我們不自覺、無知、被動，我們便可以被蠶食得體無完膚。吳彥祖(或說Alive)的神經沒有壞死，觸角到一直擺在我們眼前我們卻一直視若無睹的壞規矩、壞習俗，想到了以嬉笑怒罵的形式戮破金玉其外的娛樂圈真相，而「真相」不在於他們拍出來的情節是不是真實，電影以疑幻疑真的紀錄片手法表達(就像所謂的docu-drama或mockumentary)，將分辨真假的工作交到看倌手上，而且儘管「劇情」有真又有假，背後的理念卻是一致的﹕將事情翻一翻，讓裡面的骯髒塵垢撲出來。故說電影對事不對人，針對的是現象和歪風，那張笑裡藏刀的刀身更像照妖鏡，如果有人認為是被刀砍中了，儘是他對號入座，不，應該說是對號入屠房。
《四大天王》難得的是，它不但有批判性，而且有精密的頭腦令電影的格局引人入勝，片中人談笑間所帶出的不同小訊息，被有系統地舖排成條理分明的具體實況素描，有智慧的取材和剪接令電影既有劇情的追看性，又有深入淺出的說理結構，而且，貫穿電影的還有一個重要的元素，便是幽默感，香港電影有太長時間要演員既擠眉弄眼又扭盡六壬才「唧」得觀眾一笑，《四》片中的主角都輕鬆地以生活化的表現去贏得觀眾的好感，他們自嘲，而且善於利用事情(甚至自身處境)的荒謬去揶揄和戲謔，絕核程度和諷刺性便是箇中的喜劇標準。當然，喜劇的外套衹是一種外在態度，「談笑用兵」才是更準確的形容詞，而「兵」便是他們自己，一幕幕反映現實的尷尬、反智，甚至畸型的情節相繼由他們自己去現身說法，對偶像外型的迷戀 (陳子聰在片中說沒有見過像他這樣二百多磅的Boy Band成員)、對擁護者的需求 (連凱靦腆地要求經理人代為購買五個薪金五百元的「職業Fans」給自己)、對造型風格的塑造 (尹子維因為形象設計師為他們設計的怪誕肉感造型而大發雷霆)、與傳媒及贊助商的協調(吳彥祖在拍照時不斷被吩咐「開心啲」，吳在化妝間憤怒地說﹕「我識笑架﹗」)，每小段都是令人啼笑皆非的狀況，卻也是幾個大男孩成長片段，孰真孰假，「人性」卻半點不少，幾個你可以侮蔑地說他們是「黃皮白心」的年青藝人，沒有成為港式Smartass，也沒有成為美式Jackass，開起玩笑來有血有肉，獨立思考和批判思維，到底是天生的還是後天培養的？我們願不願意承認我們就是沒有這種慧根？
香港的羊群聚得太緊密，大家樣子也太相似，電影所倒照的樂壇不過是我們香港的縮影，某種文化和潮流愈鼎盛大家愈盲。「四大天王」在樂壇有過，影壇曾差點出現(當年萬梓良曾向劉德華和周潤發等人招手自組「幸而」失敗)，巧合的是很多年前有一部名叫《四大天王》的電影出現過，內容是四個強盜劫匪的犯案故事，今天的《四大天王》則被媒體狠批為「大話精」惡搞之舉(李碧華更在專欄中形容之為「小朋友『屎橋』」)，又是如此不祥，但麻煩看真點，電影挑釁傳媒把玩形式都是餌，有的放矢而非放空炮純搏宣傳，重演一次我們每天在傳媒中看到的鬧劇，當中的運作模式不也是這樣嗎？炒作、捏造、嘩眾取寵，不過最後同途殊歸，因為吳彥祖可以選擇安安全全演多幾十部愛情小品抑或警匪類型片，卻選擇以身犯險為大家提供另類公民教育，國內導演賈樟柯曾說他認為電影不一定要傳達真理，但一定要說真心話，《四大天王》肯定是吳彥祖的有感而發，衹是忠言肯定逆耳，有多少人在看了電影後會自省？這也是在考驗大家的胸襟。
「四大天王」不是自戀的稱呼，更像一句咒語，也像名利場上非紅不可的法則裡的夢魘，張學友在電影中也說自己也「幾廿歲」了，還說甚麼「四大天王」，他說時臉也真的羞紅了起來，這個片段放在電影的尾聲，更覺滿地虛無，想起來，追逐身分地位的過程豈要如此血肉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