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權特刊: 大混戰:媒體變革與公民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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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卒

香港人對中國大陸媒體的認識,多停留在官方共產主義理論:媒體是政治宣傳工具,沒有新聞自由可言;但是,只要你認真地閱讀幾份國內的報章,例如筆者偶爾看 的《南方都市報》及《南方周末》,你會發現,雖然中國大陸的新聞媒體仍然受到諸多限制,但把中國媒體視為政府宣傳工具,是相當過時的看法,既沒有看到中國 新聞媒體的轉型,亦看不到新聞工作者的各種努力。

去中心化

七十年代末,鄧小平上台,政治權力下放到各級官僚體系,地方政府的自主性提高了,而作為喉舌的媒體也相應地「去中心化」,中央以外的媒體多了。1983年 後,非中央的報章佔全國報章的九成以上,銷量最好的報章也是地方上的報章,例如全國銷量最高的日報《南方都市報》、周報《南方周末》以及財經報章《21世 紀經濟報導》,皆屬廣州的南方報業集團,雖然該集團是廣東省委擁有及管轄的,而《南方都市報》與《南方周末》亦經常被整肅,但與廣東省黨委的機關報《南方 日報》比較,作風亦比較開放,言論尺度頗高,不乏對各地方政府(特別是廣東省以外的地方)的批評。

這種媒體去中心化不單存在於報業,電視廣播亦然,現在三分之二以上的電視台由各級地方政府支持,例如,近年搶盡風頭的湖南衛視,以各種風靡全國的綜藝節目 (如著名的《超級女聲》),威脅不少傳統中央及省級的電視台;正因為媒體越來越分散,不單從中央分散至地方,亦由地方機關進一步分散為多種多樣的媒體,所 以,持久而統一的媒體控制不是不可能,而是變得較困難與複雜,經常需要事後運用各地方機關的壓力作整肅。

此外,雖然民間辦報或其他獨立媒體仍然是不可能,但是,不少半政府團體及機關在經營媒體上相當積極,包括共青團、婦聯及工會等等,這些機構辦刊物歷史悠 久,但開放改革後,這些團體更積極,例如共青團在1950年已有《中國青年報》,但今天各重要城市的共青團也有報刊,例如北京的《北京青年報》(北京的銷 量第二位左右)與深圳的《深圳青年報》,皆為兩市的共青團團委所辦。

這些發展,雖然沒有產生獨立於官方的媒體,但是,也把全國的媒體結構拉闊,中央與各地方傳媒之間的距離拉大了,相對的自主性亦增加了。

市場化

官方鼓勵市場經濟,亦使媒體的結構及性質改變,例如剛才提及的南方報業集團,它在機關報以外辦《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及《21世紀經濟報導》,明顯 是為了經營新的市場,不再依賴單位訂報,或上級撥款的方式讓媒體生存,為了吸引讀者,報章雖未必要事事跟政府作對,但亦不能只重複官方的宣傳調子,而新聞 工作者亦可以此,對中央的控制作有限度的抵抗。

去年的《新京報》事件是個不錯的例子,《新京報》是南方報業集團及光明日報報業集團合資的報紙,於2003年創刊,主要針對北京市場,以「負責報導一切」 的口號作招徠,報導了不少較敏感的議題,包括轟動的河北定州血案,這份報章不足兩年便大概收支平衡,預計今年便可以盈利;不少人認為,《新京報》之所以能 在這段時間較自由地辦報,也跟它的市場形象有關,所以,報業集團對整肅編採人員有一定猶疑。

不過,市場化並不會直接帶來新聞自由,2005年12月28日,集團撤換《新京報》多名編輯,導致不少編採人員發起短暫的怠工,抗爭帶來有限度的一點成 果,兩名副總編得以留任。這個例子與著名的《冰點》停刊(見「維權關鍵詞」)也有一定相似性,一般相信,《冰點》對《中國青年報》的銷量有不少幫助,所 以,雖然它觸犯不少禁區,該周刊的編務人員尚能拖至今年初,才被中宣部抓到袁偉時文章這只「痛腳」,以官方民族大義作為籍口整肅。

網絡的力量與控制

互聯網的出現,為中國媒體傳播帶來新的機會,包括早期的BBS,各個活躍的論壇,以至近年的博客,也多次突破主流媒體的官方關卡,例如,不少網民把政治敏 感的報導(如河北定州與重慶萬州的官民衝突事件),以「博客」(blog)的形式在網上出版,雖很快遭刪除,但由於成本及門檻低,加上互聯網的網絡互動特 性,所以很快又可再在互聯網流傳,因此,在近年國內出現的名人博客中,不少亦是在互聯網上實踐新聞及資訊自由。

同時,由於網絡是新興事物,跟傳統媒體不同,多是私營公司,甚至已在國內外股票市場上市,故此,政府並不能用原有的黨政機關控制它們,當然官方亦想出新的辦法作箝制,但有時亦提供了一些空間,例如不少在傳統媒體被撤的新聞從業員,便會轉到網站等媒體繼續工作。

因此,難怪中國大陸於1998年便開展八億美元的「金盾工程」,把公安監察網絡的系統自動化,對各個環節作全方位封鎖和監視,並涉及技術(電信與網路服務 提供商)、行政、公安、國安、宣傳等多個部門的系統工程。其主要功能是封鎖國外網站和伺服器,檢查關鍵字與電子郵件,以及IP位址,過濾網頁內容、網址、 HTTPS證書等。故此,近年不少網絡異見作家遭恐嚇、逮捕、拘禁及判刑,同時,政府亦向那些謀求中國市場的跨國企業如Yahoo!等公司合作,向它們取 得用戶的個人資料作追縱、調查及證據,同時,亦過濾敏感的資訊。

體制內鬥爭

與開放改革早期及以前不同,在新媒體結構及技術變動下,官方只能做到部份的事前審查,反而需要依賴大量的事後審查;例如,中宣部新聞局成立「閱評小組」, 「閱評」全國報刊,並每天向中央提交報告及建議,再向各級機關向某些報刊施壓及整頓;而「金盾工程」雖然嚴密,但各種異見亦無法一網而盡,亦需要對個別人 士賬戶進行追縱,因此,不斷產生如杜導斌、歐陽懿、師濤等網絡作家被捕及監禁的例子。

在新聞及言論控制的渠道變得越來越複雜的同時,不少新聞工作者及公民,採取體制內鬥爭,要求爭取憲法甚至是黨章所賦予的權利,包括《新京報》的員工以怠工 作抗議,李大同及盧躍剛向中紀委投訴《冰點》被違法停刊及整頓,多位退休幹部及知識份子要求訂立新聞法,廢除惡質胡亂的新聞管制,廢除沒有法定地位的「閱 評小組」等等;同時,網絡上亦有人發起聯署以及集體退報等,聲援被殘害的新聞工作者。

從悲觀的角度看,不少具有新聞監察功能的報刊及媒體紛紛被整頓,中央電視台的《焦點訪談》被收編,《南方周末》的兩任主編,分別於1998年和2000年 被撤換,省委宣傳部直接派人把關,2005年《冰點》及《新京報》亦遭整頓改組,至於互聯網上亦間中殺氣騰騰,異見遭封殺;但是,從樂觀來看,亦見到任何 一次官方管制,並沒有完全熄滅新聞工作者與公民的空間,他們與官方管制進行各種各樣的衝突鬥爭,可謂一連串的混戰。
中國傳媒是否帶來媒體的寒蟬效應?還是刺激不同的人重新思考爭取新聞及言論自由的策略?答案還是決定在我們手上。

照片出處:xi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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