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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衛母語,何出此言?

中國前文化部長王蒙在去年9月在 “2004文化高峰論壇”上發表了一篇題爲《爲了漢字文化的偉大復興》的演說,激發了一系列的討論,包括在另文轉載的<捍衛我們的母語>一文。本文是一篇來自香港的回應,亦直接反駁了<捍衛我們的母語>一文中林治波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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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文正在昂首闊步地走向世界,它的國際地位和國際認同程度從來都沒有現在這樣高。就在全球華人爲此歡欣雀躍的當兒,內地卻傳來一陣“展開一場漢語保衛戰”的強烈呼聲,令人驚詫不已。

一場新聞報道的鬧劇

  事情的起因大致如此:9月4日,北京某報報道說,著名作家王蒙在9月3日開幕的“2004文化高峰論壇”上發表了一篇題爲《爲了漢字文化的偉大復興》的演說,指出在全球一體化的語境下,由於英語、拉丁字母在國內的普遍使用,使得中華母語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傷害,於是呼籲全球華人,面對母語的危機,“展開一場漢語保衛戰”。

  9月8日,石飛先生在人民網“觀點‧網友說話”欄撰文回應王蒙的呼籲,他認爲王蒙先生的呼籲“可謂重要之極,及時之極,迫切之極!”文末,高呼:“回應漢語保衛戰,擁護漢語保衛戰,參與漢語保衛戰,爲漢字文化偉大復興而努力!”(《爲漢字文化復興 回應漢語保衛戰》)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在石文發表的前一天,即9月7日,北京某報爲王蒙澄清說,王蒙在接受該報記者採訪時一再聲明他“沒有說過‘漢語保衛戰’這樣的話”,並且說所謂“展開一場漢語保衛戰”,“根本就是胡說八道!”於是,又有人發表評論說,這場“保衛戰”是某媒體主動打響的,其目的是“爲了吸引受衆眼球而故意爲之的。‘保衛戰’更像是某些媒體在保衛自己的關注度”。

  當“胡說八道”的“保衛戰”新聞一發佈,內地從中央到地方的很多報紙和網路媒體立即跟進,頓時,“保衛”之聲響徹雲霄;當王蒙發表聲明的新聞一發佈,自然還是那些報紙和網路媒體又紛紛報道說“保衛戰”云云不過是子虛烏有。“漢語保衛戰”尚未正式展開,一場新聞報道鬧劇卻在媒體上匆匆地上演,又匆匆地落幕了。這也可以說是內地新聞界的一道風景吧!

  鬧劇秀過之後,筆者深思的倒是我們的母語到底出了什麽問題,竟然到了需要“保衛”的時候了呢。“保衛”論者的論據到底是什麽呢?

漢語危機的三大禍源

  9月9日,筆者終於在人民網“觀點‧學者新論”欄拜讀了林治波先生的《捍衛我們的母語》一文。林先生用“捍衛”,色彩比“保衛”莊重,語義比“保衛”還重。林先生在文章裏列舉了三個對漢語構成危害的主要方面:“一是我們自己的某些規範不盡合理,二是受港臺影響的‘港臺化’現象,三是受英語影響的‘洋涇浜’現象。”林先生的論點,筆者不敢苟同;其論據亦頗多可商榷之處。

禍源之一:詞典中的規範不盡合理

  在論及規範問題時,林先生說:“當前漢語危機的一大禍源,是我們的詞典中的一些規範不盡合理。”他根據《現代漢語詞典》舉了五個例子:“熱衷”與“熱中”、“一廂情願”與“一相情願”、“傭人”與“用人”、“林蔭道”與“林陰道”、“綜合症”與“綜合征”。這五組都是異形詞,《現漢》的規範導向是“熱中”、“一相情願”、“用人”、“林陰道”和“綜合征”(見“症候群”條)。其中“林陰道”是國家標準(參見《異讀字審音表》,1985年12月27日),可是《現漢》並未完全執行這個標準。它在爲“林陰道”立目的同時留了一手,即爲“蔭”字保留了 yīn 這個讀音(按國家標準應統讀去聲,不再保留陰平),釋義是“樹陰”,舉例是“綠樹成蔭”。這種看似自相矛盾、莫名其妙的處理方式,是有它一定道理的,就不細說了。“熱衷”與“熱中”,國家的推薦性標準是“熱衷”(參見《第一批異形詞整理表》,2001年12月19日),“一廂情願”與“一相情願”、“傭人”與“用人”、“綜合症”與“綜合征”,《現漢》不過是倡導一種用法,並非規定。將來《現漢》修訂時,會根據國家標準作相應處理的。

  詞典,即使是新詞語詞典都是滯後于人們的語文生活的。《現漢》最近一次修訂是在1996年7月,距今已經8年了。2002年5月,《現漢》出了個增補本,僅僅是在原書後面加了40頁“紅頁”,其餘原封未動。《現代漢語規範詞典》(2004年1月)就以“一廂情願”、“傭人”和“綜合征”爲主條,以“一相情願”和“用人”爲副條,“綜合症”則根本不立目。《現規》反映了語用的新趨向,同時證明《現漢》以“綜合征”爲語用導向,也是正確的。

  林先生說:“語言文字是廣大人民群衆共同使用的,具有極爲廣泛的社會性,因此語言文字的規範工作不能在象牙塔裏進行,而一定要走群衆路線。”這句話說得多麽正確啊!但是,說詞典是造成“漢語危機的一大禍源”,不僅言過其實,而且傷害了辭書編篡者。說實話,辭書原本就是爲廣大語言用戶編篡的,編者又何嘗不想把字詞的用法規定得合理些呢?又何嘗不想爲辭彙的規範化出一份力呢?可是語言現象是十分複雜的,而且在不斷地發展著,國家語文職能部門的規範化工作又跟不上形勢,做得也不盡如人意,辭書的編者也很爲難。不過,如果我們從相反的角度來看問題,假若建國55年來,我們連一部像《現代漢語詞典》這樣的語文工具書都沒有,那麽,我們的語文生活怎麽過?語言亂象肯定更加嚴重,“危機”也許真的要産生了。再說異形詞在現代漢語辭彙中,不過1600多組,僅是詞語的汪洋大海中的一小部分,以異形詞在使用中的某些歧異現象爲論據,說詞典是造成“當前漢語危機的一大禍源”,筆者認爲林先生的說法太誇張了。

禍源之二:受港臺影響的“港臺化”現象

  再說林先生的第二個論據。改革開放後,港臺詞語大量流傳到內地,總的來說,是大大地豐富了普通話的辭彙,增強了普通話辭彙的表現力,使現代漢語辭彙的共同底部更加堅實了。這是主流。林先生也舉“埋單”、“搞定”、“生猛”、“作秀”爲例,說這些詞語豐富了內地的辭彙和表意方式。然而內地有的語言用戶爲了趨新求異而照單全收,“把一些不好的東西也學了過來”,筆者認爲這是很平常的事。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跟國際接軌的工程中,不是同樣“把一些不好的東西也學了過來”嗎?何況並沒有人強迫內地人民使用港臺詞語,“港臺化”,那可是你自己“化”的啊!毛主席說過的吧,化者,徹頭徹尾、徹裏徹外之謂也。以此衡量,筆者覺得林先生所謂“港臺化”也是很誇張的,內地人民的語文生活“港臺化”了嗎?

  至於“不好的東西”,林先生舉了兩個例子,其一是“你有遊覽過那裏嗎?”這種句式。林先生分析說,港臺人將英語中表“現在完成時”的 have“誤講爲‘有’”。事實是這樣的嗎?“有+動詞”這種用法存在於閩粵方言中,是一種方言語法現象,跟have 有什麽關係呢?我國語言學界的好幾位學者、專家都曾撰文論述了“有”這種用法的合理性,本刊2003年第75、76兩期也曾發表過有關的論文,均可參考。

  林先生舉的另一個例子是,他聽到香港鳳凰衛視的播音員說,“中國奧運代表團今日抵達香港,而代表團團長袁偉民就表示……”。林先生批評道,“用標準的漢語規範衡量,這種用法(指“而……就”)顯然是不妥的……這些不倫不類的用法正在內地擴散,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重視”。筆者生活在香港,無意爲鳳凰衛視的播音員辯護。不過,筆者上雅虎香港網搜索,發現包含“而……就”的資料有7650萬條,無法一一閱讀,仔細地查看了一部分,並沒有發現像鳳凰衛視那樣的用例。筆者相信,鳳凰的用例如果是現場採訪,僅出自個別人之口,如果是新聞播報,僅出自個別人之手,是不足爲憑的。

  筆者天天看 CCTV4 的節目,看人民網的文章,語病和錯字亦時有所見。至於地方報刊和網路媒體上的錯字、病句,那就更多了。人民網則聲明爲儘量縮短網友來稿到編發的時間,責任編輯原則上不再負責對“網友說話”所刊網友文稿進行文字編輯(包括錯別字詞、語法錯誤的修改等),其後果是任由“錯別字詞、語法錯誤”從祖國的首都流向五湖四海,從漢語的故鄉流向全世界。對此,境外和海外的華人能說些什麽呢?能說祖國大陸的漢語言文字正在不斷地污染港臺及全球華人社區的華語華文嗎?

禍源之三:受英語影響的“洋涇浜”現象

  最後說林先生的第三個論據。林先生批評漢語中出現了“夾花”的“洋涇浜”現象,如“IT企業”、“3G時代”、“一張VIP看兩場動物秀”、“衆多 CEO 看好 CBD”等等。筆者認爲,對漢語中出現大量字母詞的現象應當具體分析,不能動輒就說是“媚外心理作祟,唯外是尊,唯洋是崇”。

  現在 MP3 很流行,這玩意兒中文叫什麽?我國有人想推出國家 LINUX 標準方案,以對付微軟,雄心可嘉。可是 LINUX,中文叫什麽?“NBA 賽場”如果用中文,得說成“美國全國籃球聯賽賽場”,用語既不精煉,聽衆也不大適應或者難以認可。林先生也承認 CEPA 對應的漢語概念是“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安排”,相比之下,英語縮略語顯然簡明得多。筆者想再作點補充,林先生所說的還不完整。CEPA 的官方正式名稱是“關於建立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比林先生說的還多7個字。如此馬拉松式的短語,任誰記起來都很頭痛。而 CEPA 可 以拼讀,非常方便。

  有容乃大。字母詞大量出現在普通話中,是我們母語的一大進步,是我們母語自信的表現。我們應當多從積極方面而不是消極方面來看待這種語言現象,對濫用字母詞的現象,我們應當將它引上正道,使字母詞很好地融入漢語,爲我所用。

  林先生說:“漢語的一大優勢就是簡潔,可以用較少的辭彙表達更豐富的含義,面對英語縮略語反而失去了原有的優勢,這是值得注意並應加以改進的一個問題。”這話無疑是正確的。不過說起來輕巧,做起來就艱難了。怎樣改進才能使漢語繼續保持這種優勢,那可不是個容易解決的問題。話是天天要講的,文章是天天要寫的,資訊是隨時要發佈的,可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躕”。等不及啊!怎麽辦?字母詞可以應急,可以救急,它的出現決不是偶然的。

  80年前,魯迅爲什麽要給未莊那個從物質到精神都受到嚴重戕害的落後的農民起個土洋結合的名字阿Q呢?就是因爲魯迅不知道他應該叫做“阿桂”呢,還是“阿貴”。解放後,阿Q被收編進《現代漢語詞典》(還有X光和三K党),究其實,阿Q也是個字母詞。今天不止一個阿Q了,還有BQ(體商)、EQ(情商)、FQ(財商)、HQ(健商)、IQ(智商)、MQ(心靈商)、RQ(人緣商)、SQ(性商)等,比阿Q還“蔻”(cute),這些“×Q”有什麽可怕?爲什麽要視之如洪水猛獸呢?

  我們的母語——漢語是世界上最發達最富有表現力的語言之一,它具有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蘊,並不是那麽弱不禁風,那麽脆弱的。今天,兩岸三地甚至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國的華人社區都用“手機”了,有誰發佈過命令嗎?沒有。想當初,hand phone 從境外傳入內地時,其名稱之多,之混亂,令人眼花繚亂,如今境內外和海內外基本上統一了。這是語言自我調節的結果,這是語言所發出的無聲命令,有時比某些人爲的規範還奏效。

  環球經濟一體化,電腦網路化,促使漢語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總趨勢是好的,是健康的,是令人振奮的。改革開放後,我國人民,尤其是年青一代掀起了學習英語的高潮。如果說開始時出現一窩蜂現象,甚至帶有盲目性,那麽現在正朝著理性健康的方向發展。
  王蒙先生在他的報告結束時總結道:只有開放的面向世界的經得起歐風美雨的與時俱進的中華文化,才是有活力的民族的,而不是博物館裏的木乃伊。聰明的做法不是把全球化與民族化地域化對立起來,而是結合起來。王蒙先生說的是文化,語言也是文化,又何嘗不是這樣呢?
  
汪惠迪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2004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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