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灣

作者:阿野

紅灣半島的風波越鬧越大,足以作為一套開放的教材,通識教育人文學科甚麼也好,讓人細嚼都市問題糾纏多面的性格。

批判事件中的政治經擠利益輸送等問題容後再談,光看事件吸引了甚麼人物團體,以甚麼理據和關懷介入事件,便既可見事件的複雜性,又可為進一步討論劃定場所。紅灣半島的爭議其實一早已在報紙中讀到,但紅灣紅灣,其名字沒叫我想起老早已車水馬龍,及後經歷了老化,現又再燥動不安要新發展搏殺的紅磡;我只以為是在甚麼有二百七度海景,餘下九十度則是乜乜青蔥小嶺,新近開發的桃花源。真正開始留意始於好幾個月前,一位在綠色和平工作的大學同學叫我幫忙將綠色和平的聯署信forward給系內老師。綠色和平的關懷和切入點當然是單刀直入,反對企業為暴利而漠視環境問題,要求應有的企業責任。

近日事情又有新發展,在紅灣半島附近的小學和理大學生宿舍的宿生相繼加入戰圈,以切身的生活環境為理據,反對發展商拆卸全新的紅灣半島。與紅灣只有一街之隔的馬頭涌官立小學,因同時在傳統中產屋苑黃埔花園及其他新中上等住宅附近,入讀的學童不僅身嬌肉貴,其父母更是雖然有時會顧影自憐妄自菲薄,但卻同時又集百般寵愛於一身的中產專業人士。而理大的學生宿舍,宿費更冠絕全港。無端要犧性這班不僅不好惹,實質上也是真金白銀的消費者,來讓新地等大地產商豬籠入水,令事態的發展又多一重變數。

此外,即使是利字當頭的律事行也加入戰團。原本發展商委托了一家律師樓,辦理買賣合約、按揭契、轉讓契和公契等法律文件。但發展商早前單方面終止合約,律師樓聲稱損失一千八百多萬,於是入稟高等法院,告發展商一狀。

最後是鬼祟龜縮的特區政府。當局面對紅灣的爭議,不由分說,當然是率先祭出甚麼自由市場的原則,無法也不應干預發展商合法的行為。唯面對環保團體和其他相關人士的壓力時,只好說強調發展商可能已一早計算在內的各種所謂關卡,如補地價、改地地用途需有關當局的批準、支付「鉅額」廢物處理費等。

紅灣的爭議,其實起碼有兩點值得認真討論。第一,特區政府對待土地問題的態度。紅灣的爭議之所以發生,究其原因,不過因為沙士過後,百廢待舉,各行各業都向政府伸出求救之手。地產發展商的手當然特別雄渾有力,因此政府也顧不及(其實從來也說不上恪守的)甚麼自由市場原則,推出九招托市,說得好聽一點便是救市。其中一招便是停售居屋。

紅灣半島便是其中一宗有私人發展商參與的居屋計劃,屋苑早於零二年尾已落成,唯可能因市道不景遲遲未推出市場發售,沙士一役及孫九招後,政府便索性將發展權售予新地及新建設。從這事情的發展脈胳看,政府對待樓市和私人地產發展商的方向根本清楚不過:停售居屋是為了令地產商繼續賺錢。政府顯然沒有理由要阻住發展商發達,要求政府阻止發展商拆卸重建簡直比在霧裡看花更不切實際。

然而,托市便托市,政府為甚麼猶抱枇杷呢?今時今日民怨沸騰,政府不敢輕率高調要再吹樓市泡沫固然是主因,但當天不明不白的將紅灣的發展權以市價三分之一左右賤賣給發展商,政府到現在還未交出合理的解釋。換言之,賤價出售固然是大問題,但將坐享無敵海景,有「居屋樓王」之稱的紅灣半島的發展權出售,這任意的決定本身,便足以令政府對事件三緘其口,欲拒還迎。

都市研究的理論中有「dual city」這概念,簡單來說,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一大特徵便是雙軌並行,一軌是超豪的跨國企業的資本,另一軌便是深被剝削的草根階層 。這兩軌看來各自發展,互不相干,但其實看深一層,兩軌卻有唇齒相依的關係。Michelle Huang今年出版的著作,walking between slums and skyscrapers的第一章便對這問題有一個簡明的闡釋:政府的高地價一直以來都以香港地寸金尺土為其基本根據,同樣的理由合理化大地產商在商業用地、酒店等的盈利和投機行為、另一方面也為全港第一大地主的香港政府,在過去五十年不停興建密度極高的公共房屋提供終極解釋。作者點出這說法看來有意無意忽略了的,是政府作為每年決定批地數量的主事人的基本考慮和利益所在。政府一方面限量批地予私人發展商,可以支持香港的地價時而穩定,時而瘋狂的上升,另一方面又可以取在地價不菲的香港提供公營房屋予低下階層的美名,實在是財色兼收,一本萬利。

換言之,香港即使循dual city的方向發展,極高價值的跨國企業所佔的地埋空間和草根市民所僅僅獲分配的蚊型生活空間,並不是各有各發展,各自掃雪,而是一個都不能少。香港的地價沒有價值,政府犯不著要為廣大市民提供房屋;政府不控制房屋供應,商業用地,以至私人發的房屋便不可以因為「寸金尺土」的幽靈而大升特升。

理論上,dual city的兩條軌是實際上互相支撐,雖然看來互不相干。但紅灣半島便是兩條軌難以言喻的hyphenation的準確示範。正正是政府在土地供應的問題上的主動性,便是紅灣這幅地,和這幅地上的物業價值的轉變的根本條件。據報章報導,當發展商向附近的馬小解釋將紅灣拆卸的理由時,他們對學校說,單位實在小得肥一點的人轉身也困難。言下之意是這樣不堪的房子,不拆卸再重建為無敵海景豪宅,有甚麼作為。如果政府不宣佈停售居屋,紅灣照原定計劃發售,發展商大概不會這樣說。香港土地向來秘而不宣的政治經濟關係,便在紅灣事件全爆破了,還要像千年馬桶一樣,一爆便奇臭難當。

另一個值得討論的環節,其實與樓上相關,是不同社會關懷的個別性和普遍性的問題。laclau在emancipation(s)中有一篇文章,叫why do empty signifiers matter to politics,文章一方面重申任何主人能指(master signifier)的終極空白性,即不可能有任何口號或價值觀,能夠理所當然地壟斷意義處方,另一方面召喚進步力量填充這主人能指的動態空白位置。透過填充這空白的位置,將不同的力量磨合出一張反抗的網絡,成為一串equivalence的鏈。

紅灣半島事件雖然從現在的發展看,能夠組成一個共享的、未能名狀的主人能指網絡的機會已然是零,沒有甚麼跡象顯示從不同方向來的壓力,會一同扣連出與任何一個個別的關懷不盡相同,但又以不同方式相關的聯合陣線。然而,不同的力量同時就著一個具體的問題爆發出來,其實卻應是難能可貴的機會。試想,倒董的人不一定關心馬小的學童的呼吸系統問題,理大學生宿舍的宿生,也不一定支持原本與發展商合作的律師樓的利益,不一而足,但紅灣這事其實或足以叫他們坐下磋商出一個既屬於所有立場,卻不屬任何單一立場的方案,向發展商叫價;畢竟,也不見得根據現成的任何一種個別關懷,能夠設想出一個能夠處理所有其他關懷的抗爭旗號,或大貪一點,解決方向。

但那會是甚麼呢?想像力貧乏如我當然不容易想到。最怕是,發展商甘願開出一個花費不菲的環保苦肉計(其實發展商已經提出了),「環保」地將現有的紅灣拆卸再重建。到時魔鬼不僅在細節,還會在我們的判斷標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