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大眾廣播事業的輝煌年代，九龍塘最有名的是「五台山」；時而勢易，五台媒體機器有的衰敗，有的久而殘喘。在過去二十年，九龍塘一帶的地標建築新舊交替，五台山曾經只剩兩台，近十年又新添了兩台，並且從廣播道伸延至沙福道，一台是「人間殮房」又一城，另一台是剛落成的「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筆者家住大埔，由於父親在巴士公司工作，故自小享受免費乘車優惠，每逢要去油尖旺區，也選擇乘巴士沿窩打老道往返，夾道常見很多中小學名校與昂貴的國際學校。兩年前，位於沙福道又一城對出，原先是英軍學校的聖佐治學校（St. George's School）遭拆卸，並進行另一個大型工程，筆者以為將會有另一座名貴的國際學校落成，昨天獲母校中史老師邀請，出席一次由他主講的中學教師訓練活動， 才知道這所巨型建築物是教統局的「教育服務中心」。
教師訓練講座
我的老師姓王（假名），任教中國歷史三十多年，再教數年便退休了。他也是我的師兄，四十年前畢業於新界歷史悠久的中學，再去台灣修讀學士學位，主修歷史。他跟不少赫赫有名的大儒學習過，方豪和杜維運也曾經是他的老師，但當時的港英政府不承認台灣頒授的大學學歷，故他回港後不能在政府工作，即使立志當教師，最後返回母教任教語文及歷史，但教育署說，他手上的學位，只等同預科畢業，回歸後，他取得的教育文憑後才被認可，正式成為學位教師。
我認識的王Sir，是背著很重殖民地歷史的老師，他在講座時一開始便說：「各位準老師，現在講探究式學習，無論你們是讀，抑或教這個學科，歷史事件當然要熟，理論也要清晰，不能死背。照本宣章，已不合潮流，這是大英帝國公務員的做法，殖民地政府最想公務員甚麼都不會，好讓他們凡事請老家的專家來，搭專用的英航飛機，住文華東方酒店。時代不同了，你們現在要面對群眾，不再事事請專家」 王Sir的開場白，簡直當頭捧喝，幾句說話，好像將歷史科與香港教育史一併講完。
從後沙士孤兒追溯戰後移民潮
王Sir常常批評中學歷史科的教與學過程，從來都當學科是透明的，社會人士認為這科完全可以自學，不必甚麼理論。我們讀歷史，常常要溯本窮源，知道歷史的沿革、成因、利弊、得失、因果、影響和成效，可是，無論是老師或學生，都會把歷史以事件為單位分割出來，要學生背誦死記。
他用一些快將要「摺埋」的學校為例，說明歷史中「事」與「理」的邏輯關係。他說，從金融風暴以降，香港人不想生育，令出生率一直偏低，到沙士期間，出生率的情況更嚴重，其中以大埔為重災區。而據專家調查指出，直至2014年，在大埔升讀上中一的學童只有九百人，到時區內不知有幾多間中學因收生不足而需要結束，這是教改之下，以開源節流為名去殺校的誘因。
我跟過王Sir讀書，相信也能夠用他所教的，追溯母校源起源滅的歷史。五十年前，我校由一位神職人員創辦。高中時，我在園校聽資深老師、工友和其他人士說掌故，知道母校的校長家世顯赫，聞說她在國共內戰時的出身於將相家庭，雖然家財萬貫，但因戰亂南下來港。
跟校長一樣，當時還有大量移民逃到香港，當中還有不少兒童和青年。然而，當時港英政府還未有義務教育制度，而且對私辦的學校採放任政策，校長於是在六零年代自資創辦學校，並邀請了某銀行的創辦人何先生當擔任校董會主席，慢慢經營成一條龍的義學。起初校長親自處理收生，進來的學生多數是清貧子弟，他們從小學到中學都會留在母校。而且，校長堅持以中文授課，認為學生雖身處殖民地，但也應該繼續學習中文，不要忘本。
由於當時新界的學校很少，能進來讀書的學生和家長，都當校長是恩人，筆者剛進母校讀書時，看見禮堂的喇叭箱上，寫上了「xxx（知名人士）捐贈」的字，問問老師才知道很多出人頭地的畢業生，也是在新界長大的。
在七十年代獲英女皇頒授MBE勳銜，這位本土精英，直至八十年代，跟殖民政府也保持不錯的關係。
EMI與CMI：殖民教育政策的咀咒
九七之後，香港教育界曾經出現一次英語教育及母語教育的爭議。回歸前，多數中學都是聲稱用英語教學，但實際上中、英雙語並用。梁錦松曾積極推動母語教學，希望全香港的中學使用粵語授課。
不過，由於有關政策受到部份「名校」及家長反對，並藉傳媒誇張，加上商界介入事件，重重向董建華施加壓力。教統局最後屈服，並承認全港依然有一百多家學校得以保留以英語為授課語言。這些學校並非根據過往有沒有招收外籍學生，而是純綷以該校入讀學生的成績決定學生「有能力」或 「無能力」以英語授課。
對不少學校來說，這場爭議或多或少跟它們沾得上邊，或許有人馬後炮地說：當時誰不想被承認為有能力的學校？誰不想學好英語？不知還有沒有人記得，香港的中學自九十年代初已經分成了「英文授課中學」 （English as Medium of Instruction School，簡稱EMI）和「中文授課中學」（Chinese as Medium of instruction School，簡稱CMI）。
可是，當時教育署推出的政策並非強制性，要求成為EMI的學校無需經過嚴苛的視學過程，才被認證為「有能力」的EMI，於是大部份學校也稱自己是EMI中學。相反，校長卻堅持辦學的理念，於是告訴教育署，母校依舊是間CMI中學。聽王Sir說，自此以後，母校的收生情況就每下愈況，小學成績較好的學生，家長都不准他們入讀中文中學，而該區就先後有幾間新進名校出現，無獨有偶，它們都以「英文好」見稱。
直至現在，以英語為教學語言的學校有一百一十四間，佔全香港五百零一家百份之廿二點二。它們都獲教育統籌局特許，可以在所有課堂以全英語授課。以筆者所知，在這一百一十四學校之中，大部份達傳統「名校」級的，起初都由歐洲來港教士和修女創辦，部份堅持要跟教統局打官司爭取以英文授課的學校，是否又要堅找學校創辦時的理念？教士與修女辦學時的想法，恐怕不是由他/她們的國籍就能推想出來，要知道神職人員來港的目的是傳教，他/她們堅持要在一個有人說英語的地方，所以堅持創辦EMI學校。
對母校的校長而言，她在九十年代就選擇了一路逆流而上的路，無忘歷史的代價，就是校譽日差。住在該區的人都會知道，母校近十年成為區內的神話，由於學校位處深山，學生都被誇張成野人，小學教師不准學生跟母校同學交往，認為母校學生無惡不作，在升中選校講座中，沒有一位老師會推薦家長選擇母校；我們還曾經成為新聞娛樂節目的炒作對象，有狗仔隊來過採訪母校，我們曾經是社會道德危機的前沿。
教改心願：善終無望，唯盼扶靈
王Sir跟我是很要好的朋友，雖然我畢業了三年，但大家間中也會聯絡，談談母校的情況。幾年前，校長榮休了，繼任的是一位退休教育官，母校曾經有過中興時期。新校長知道學生在公開考試得不到優勢，於是鼓勵學生爭取在課外活動上的表現。在他任內期間，學生就在學界球類、舞蹈、獅藝等項目奪得學界冠軍。可惜，他跟母校的蜜月期持續不久，就遇上了出生率低的命運，母校的未來又再一次出現危機。
幾年前，我問王Sir：「快退休了，有何心願？」他說自己的心願就是在母校教到退休，他很感謝校長的教導，畢業後又回來教書，希望到他退休之年，學校還能繼續辦下去，佛教語言為之「善終」。昨天我再問他一次：「你還會教多少年才退休？」，他說：「今年中一只有一班，我唔望善終了，唔知可唔可以幫母校扶靈」，他還將收生不足的學校比喻一條快沉的船，年輕的水手都應該盡快游到荒島去，他這個年紀的就算游出去，未到岸，很快就成為鯊魚的點心了。
面對收生率與教改兩個浪潮之下，一般的學校究竟有何前景？他說，在教改之下，這些學校就好像末期癌症的病房（學校接收了一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上頭還苛求0%的死亡率（與名校學生一同比試），這是不合理的要求。我們以是工廠為例，不幸生產了次貨可以報廢，可是學生是人，你怎可能說他們成績不好，就要將他/她們銷毀？一些名校把學習不理想的學生設法開除，而招攬心儀者，他們真的明白「教育」的意義是甚麼嗎？相反對於一般教育一班程度稍遜學生的學校，社會人士若是「一刀切」─以公開試成績論高下，又是否公平呢？
小結
筆者訴說的，是一間學校由殖民過渡到後殖民狀況的變化。如果我們認為，殖民者撤出以後，我們就可以輕輕鬆鬆重回祖國和母語的懷抱，那麼母校的故事，就是歷史的諷刺，處身後殖民世界的人，正在追求甚麼，看看中學教改和大學國際化，就知道今天正在發生甚麼事。祝願王Sir能夠善終，雖然母校前景未卜，但也希望它的歷史文獻不會被送往堆田區，而是留給後人好好研究整理，重新論述這個後殖民的教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