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與香港當代藝術創作中的凝視與開裂
(「零座標的疆域」之策展理念)

文／潘大謙
轉自「零座標的疆域」

一、全球化的迷思與藝術創作身份的確認

在全球文化流動的架構中，「地球村」的概念已被提出，但當「全球化公民意識」被普遍強調的同時，文化的在地性（locality）是否仍存在著？在資訊與物流所展示下的地球村裡，充斥著各式各樣在「文化」層面上生產的宣傳與評論，人們看來了解文化，但卻失去了對文化的想像，取而代之的是對文化印象的確認… 文化正逐漸消失。

如今，在世界上的每個角落，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互動已成一種常態。然而在過程中，強勢文化挾持著優勢的經濟與科技力量相對地掩蓋或壓抑了弱勢文化，人類文化的多元性正漸漸消失，一種強勢文化的「普世」價值出現。這種現象引起的焦慮與反省使得「身份」與「地域」的重要性需要再被強調：全球化越是發展，在地性越需要被突顯，因為只有證承它的存在，全球化所代表的文化主體性才得以存在，而其意義才得以延伸。

如果在地文化已變成一種模糊的指涉，作為文化表徵之一的藝術創作領域中，創作者將如何處理自己身份的問題，進而透過創作，體現並釋放蘊含其中的慾望與能量？這種對於身份的想像是值得思考的，因為當人們面對作品時，自然期望看到或「分析」出某件作品的特性，而其中創作者的身份是必然具備某種可期待性的。身份的指認，可能是性別、國籍或階級等社會分類，這樣的指認使創作者與觀眾同時具備了某種「同一」或者「相異」的共同聯想。然而身份的指認並不是一個僵固的概念，它存在的狀態更像一種「具有脈絡性（contextual）的關係」，它表現出某種「能動性」、「社會性」與「再生產性」，因而在地性或其具備的身份所代表的文化，並沒有明確的疆界來對應。

然而在文化系統上，我們還是需要「分類」才能定義，於是區分不同文化的藝術創作者時，最慣常使用「國家」的概念來對應其身份或其背後所代表的地域性文化。這種區分單位，使得來自不同國家的創作者，如美國的藝術家、法國的藝術家、中國的藝術家等等...... 均被要求依循對其國家所代表的文化想像來被期待，同時創作者本身也被此指認性的期待而對自己的身份作出了想像。

在國家對應地域性這種分類裡，台灣與香港的文化皆因其複雜的歷史與政治脈絡而難以被指認。從民族文化的角度看來，台灣與香港均共享「中華文化」，然而中華文化對應的首選國家其實是「中國」，中國代表了中華文化的正統傳承，並以其在國際上的政治地位，強勢地維護並傳達這種文化的「光榮性」。從政治角度看，台灣與香港無疑地包含在「中國/中華文化/底下其他」這樣的分類裡，然而因為歷史與地理的分隔，彼此的文化相異性卻又昭然若揭。

二、文化的身分正統性與歷史性策略

假若用宏觀的歷史架構還原這種「中國正統」的身分建構起源，我們不難發現，其獨特的歷史脈絡可以追尋至十八世紀，始於西方列強利用優勢的軍事力量與科技文明強迫中國開放國門，實行其經濟殖民政策開始。然而，在歷史關鍵中，西方的經濟霸權反而促使了中國的民族意識甦醒了起來，官方與民間各種以民族為本位的排外運動接踵而來，以對抗「外來」的侵略。及後，民國創立，中華民國的領導人更利用民族主義為號召，帶領國民共同克服了外來的侵略與災難，走過複雜多變的世界歷史關口，以中華民族為名的中國在國際社會上保持著其身分位格。

及至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與蘇共倡導的世界革命結成聯盟，企圖扭轉資本世界的歷史優勢，東西方冷戰開始，西方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集團，與中國、蘇聯為首的共產國際相望對峙。西方人再次面對這個人口眾多，幅員廣大的國家，其策略並不再以強勢的軍事力量使其服膺於資本世界，而是利用二次大戰後，美國於太平洋政治力量所能覆蓋的佔領區或受其政經勢力影響的島嶼區域，建立起一條圍堵東方共產的防線。北起日本，南下朝鮮，繼而台灣、菲律賓、再到香港、新加坡、越南，美國以其經濟援助或特別的經濟措施扶植起這遠東防線的每一據點，使諸據點在經濟能力和生活型態足以突顯共產統治的缺點，以經濟為主導引領出一種軟性的文化優越性，與革命抗衡，再利用抵制與封殺共產世界的貿易，期望悶殺狂熱的共產革命於內部。

中共面對被圍堵的局面，強調民族的團結對外，仍然是唯一的出路。經歷多次的政治鬥爭，中國傳統文化亦在「文革」中被批判了，然而其內部的「中國意識」卻是不斷被持續強化的。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期，中國的國境以外，邊界全數被「敵人」包圍；反目成仇的蘇共，南面新戰過後的印度，還有革命成功後轉為接受蘇共援助的越南。與各國的對峙狀態，使中國隨時感受著存亡的危機。

在近代的歷史發展軌跡裡，中國已慢慢的被逐步強化成為一個現代的國族主義國家。雖然八十年代以後，中國漸漸開放，然而中國政府在面對維繫其開放經濟與保守政治二極化所產生的矛盾時，文化的中心論仍然順理成章地成為穩定國家發展的優先政策，如此，在緣海城鎮的商業經濟發展區域與內陸的農村經濟發展區域失衡狀態下的人民，才得以在一個文化大一統的祖國裡，面對一切由於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意識形態衝突。

對於西方世界而言，中國的對策，無疑是相對落後的第三世界存在型態，在「地球村」的觀念裡，世界雖然仍有國界，民族仍有語言文化作為指認的依歸，然而，地球每個角落所發生的事，已無可避免地被牽引在一起，假如將民族利益或是其位格置於此普遍認定價值之上，是危險的，是相對於公民社會的理性型態的。從歷史上看，以國族主義為號召的國家，內部往往會包含過熱的追求正統性因子，此種因子可被引發成為抵銷外部壓力與內部張力的能量。

三、香港與台灣--強勢文化邊緣的身份思辯

台灣與香港，曾經在中國經歷創痛時，各自被不同的異國統治，從逐漸形成而具代表中華文化「正統」身份的中國來看，她們在文化定位上無可避免地是「雜種」的（hybridity）。脫離日本統治後的台灣，由於政治體制的差異以至較中國為早的接受資本主義，而香港更是在英國的統治下成為世界主要的金融中心及資本主義市場。

然而，在歷史發展條件底下，無論香港與台灣，甚至上述的遠東諸地區國家，均因資本與共產的意識形態衝突，被賦予突顯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使命，她們可以經由經濟的優越性轉移描寫為文化的優越，用以對抗革命擴張蔓延的可能。這些區域的政經發展模式，多為鼓勵國民參予經濟事務，以經濟身份作為其在社會中被肯定的價值，其餘政治與文化思維的身份均被刻意閹割處理。假如社會無可避免的必須面對文化真空的窘境，傳統民俗技藝或無爭議的傳統藝術則被冠以藝術文化之名，被鼓勵扮演著撫慰人民精神游牧的空虛狀態，這種具有非常明顯現代性的管理型態，一致性地貫穿了太平洋諸島的政經文化面貌。

經濟的霸權其實亦是文化的霸權，只是在經濟霸權所衍生的消費主義世界裡，消費已變成文化神話。在這些區域裡，藝術家的思維更容易徘徊在，固有/外來、傳統/現代，相互影響交錯的狀態。文化的雜種性格，加上國家狀態的曖昧，個人的認同就呈現出無定位的浮動，一方面不可能完全切斷傳統的文化傳承，但現實的差異也無法抹滅，矛盾與衝突、吸收或反抗，擠壓出一個曖昧的空間。這種曖昧不明的狀態也表現在藝術創作上。

中國在文化以及國家認同上的正統性，是他面對世界時自我定位的一種策略，這使得中國藝術家在國家開放後的藝術表現形態有一種大格局的強勢魄力。當認同的文化只有一種樣貌，明確且完整，甚至是一種霸權的形式存在時，懷疑與矛盾便不存在，想像也就失去空間，創作便成了一種單一身份的延伸，不同的藝術表現形式，以一種「自信」的狀態，延伸相同的文化內涵。即便在經濟體制改革之後，西方文化的衝擊當下，中國藝術家以這樣的自信狀態，用更強烈而完整的氣勢去融合或者反抗。

然而台灣或者香港，同在一個大中華文化的「子集」下，她們的當代文化構成元素包括了其具合法性的異國統治下被強勢植入的外來文化，它帶來了國家與文化上認同的矛盾性。就文化上而言，這種「雜種」的文化認同，涵括了兩個層次，一個是社會集體文化的渾沌狀態，另一個則是個人身份認同的渾沌狀態。處在此兩種渾沌狀態交錯下的台灣或香港藝術家，沒有像中國藝術家那樣完整而不容懷疑的自我指認。他們或許想要認同文化傳承的正統，便強調與傳統文化的「同」，但卻可能落入「非正統」的自我懷疑與矛盾當中；或者想要區隔自身與文化母體，便強調與傳統文化的「異」，但是這種「異」，卻又不該是「同」於另一方強勢的外來文化，於是落入另一種自我定位的曖昧狀態。不管是哪一種認同，創作者在亟欲尋找自身定位的過程當中，醞釀出強烈與必須突破渾沌的慾望，並透過創作述說著種種交纏不清的曖昧與矛盾，將能量釋放出來。

認同之所以存在，必須透過對他者（other）的指認。如果因為複雜的政治歷史因素形成身份認同上的不確定，而將台灣與香港這兩個地區的藝術創作者，視為一種精神意義上的「無確定方位的漂移」......。「漂移」這個名詞，指涉在他者之間擺盪的過程，也就是說他們沒能找到一個穩固的位置，並指認他者的存在，認同也就無法產生。在漂移的狀態下，無所謂方位、上下、左右、過去或未來，假設藝術創作者透過創作可使存在的能量釋放與轉化，此種無方位的存在狀態是否帶領創作者進入一種新的描述體系？還是這種漂移本身，就是一種在地性？但可肯定，在沒有找到新的身份之前，漂移不會終止。而創作也將持續帶著尋找定位的慾望與能量，擺盪。

* 有關「零座標的彊域」8月26日開始之展出／講座與交流活動詳情，見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