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新亞桂林街，新亞的第二代舊校舍，也正受到重建威脅。不止利東街、不止藍屋、不止觀塘、不止啓德。
文：方中行
近來城中文化菁英，要不熱中籌措西九文娛區的發展，便是仔細量度中環填海區的規劃。正當我們憧憬香港未來的文化盛世，不知有幾多人留意到同樣座落在西九龍、瑟縮於深水埗桂林街的一項文化遺產—新亞書院故址，快將湮沒於市區重建的另一個地盤之中。
香港中文大學的創辦成員之一新亞書院，為國學大師錢穆、唐君毅及經濟學者張丕介等南下文人於一九四九年創立，初以「亞洲文商學院」之名於油麻地華南中學開課，一九五零年在商人王岳峰資助下，遷至桂林街六十一至六十五號三樓及四樓共六個單位，並命名為「新亞書院」。此等事迹相信不少新亞同仁早已耳熟能詳，在此不贅。
哲人故里變地產指標
母校故址面臨清拆的傳聞，去年已於校友網誌流傳，然則是否屬實，似無人跟進。及至暑假前，筆者在網上搜集深水埗舊區重建計劃時，卒發現桂林街那三幢唐樓已被市區重建局納入「荔枝角道╱桂林街項目及醫局街項目」。
此計劃一旦落實，象徵一代學者「手空空，無一物」奮發精神的文化遺產便會毀於推土機的巨臂下。取而代之，想必是「座落在市區核心地段，俯覽維港璀璨景致」的又一市區例牌精品住（豪）宅。當我們幻想他日西九的博物館、歌劇院等地標式建築如何樹起文化之都的旗幟時，卻對本土文化的承傳、人文精神的醞釀視而不見。或許香港從來只會鍾情建設而鄙視保存，九龍半島上最後一條圍村、鬧市中僅存的包豪斯建築、一代國學大師的故居，誕生時空背景或有不同，最後卻殊途同歸。
得悉清拆計劃如箭在弦，急忙帶上照相機，趕快到桂林街走一趟，好為母校立此存照。從深水埗地鐵站Ｃ２出口穿過鴨寮街，已在桂林街上，沿街市往前走不消五分鐘，新亞故址已在眼前。想不到一代哲人故里，竟是如此貼近交通樞紐，看來他朝華廈落成，呎價勢必成為地產經紀口中的「同區指標」。
越過荔枝角道，在天后廟旁整齊並列的一排四層唐樓，便是新亞書院的發源地。就是在這兩層樓不過二千多方呎的斗室內，容納了一所書院的全部，對於今時今日負笈各所設備完善的「世界級」學府內的莘莘學子，自是嘆為觀止，而當年「教授拿不到薪水，學生繳不出學費」﹙錢穆告新亞同學們，《新亞校刊》第二期）的拮据，實不難想像。
據新亞書院第五屆畢業生黃祖植著《桂林街的新亞書院》所載，其時三樓主要為師生起居辦公之所，六十一號前廳為唐君毅老師的宿舍，後廳則安放「長不到六尺，闊不到三尺的一張大餐桌，上面擺放了幾張本埠的報紙，就算是教授們的休息室，也算是學生們的閱覽室，學校的辦公室、會客室、餐室」（卜一新亞頌，《新亞書院校刊》第四期）；六十三號前後廳分別為張丕介老師和錢穆老師的宿舍；而六十五號為男生宿舍，兼有單人床及雙格床，住有十數位同學。
四樓主要為書院講學場所，六十一號本為女生宿舍，後改為兩間小課室，各可容納十多位學生；六十三號及六十五號為大課室，平時可放三四十張椅子，每逢節慶則可打通為一大廳。如是者新亞書院師生同仁便胼手胝足，在此度過六年寒暑，直至一九五六年遷進農圃道之新校舍。
立新不必破舊
錢老師的名作《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國史新論》、《人生十論》，唐老師的《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其影響無遠弗屆，均脫稿於桂林街時期。環顧各國大小城市鄉鎮，莫不將作家、詩人、畫家、思想家足迹所及之地妥加保存；又或阿姆斯特丹市內，安妮．法蘭克那破舊狹小的故居亦被闢作博物館，好使後人追索納粹暴行。而我們有的卻只是不斷的重建，或者是榮升「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涼茶而已。
同樣是哲人故居，台北市的「素書樓」就幸運得多。位於台北外雙溪的錢賓四先生故居，於一九九二年為台北市圖書館闢作紀念館，及二零零一年經台北市政府修復後，委託東吳大學經營，於二零零二年起重新開放。今日「素書樓」的客廳，仍保留昔日講學廳堂的模樣，其書齋亦還原舊貌。此外，當局更致力蒐集文獻，舉辦講座，並設兒童讀經班、青少年歷史文化研習營等。今年年初，紀念館更於屋後空地經營「人文茶坊」，弘揚錢穆先生「飲茶非僅為解渴，尤宜閒情品賞」的精神（詳見「錢穆故居」網頁）。凡此種種，對照桂林街頹門於既倒之景況，豈不叫人神傷？
想當初新亞移遷桂林街，乃得商賈慷慨相助，近日中文大學獲富商捐贈兩億多元籌建兩所新書院，實為公益精神之繼往開來。如今新亞故里面臨滅頂之虞，還望各執事先生暫放下破舊立新的「硬道理」，一試關懷周遭的環境，栽培源自本土的文化氣息。至於一眾新亞新知舊雨，或可奔走各方，懇請市建局效法保留灣仔藍屋、和昌大押等先例，還原賓四、端正先生故居舊貌；又或可聯袂書院當局，籌措若干經費，復修課室講堂，予各界文化友好舉辦研討展覽等用。以桂林街之交通便利，串連附近的長沙灣工廠大廈，此地不難成為西九龍的「新牛棚」，在劃時代的文化建築群外，保留一處小小的人文空間，培養下一代「人之尊，心之靈」的廣大胸襟，使香港的文化發展重現「上下四方，俯仰錦繡」的一片光明。
信報財經新聞 2006年8月23日